绿色进化：新文明与新范式

不仅文明需要反思，世界的发展范式也面临重构。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两大主体，政府与企业，能否携手带领人类穿过荆棘，完成绿色进化？　　本刊记者 | 贾林男　　地球怎么了？　　洪水、地震、海啸、旱灾，自然灾害正成为一种新常态。过去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自然灾害，正变得一年一遇甚至一年几遇。　　这究竟是为什么？　　2010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把地球拟人化：森林好比汗毛，石油好比脂肪，水就是地球的血液，山脉就是身上的骨架，而人类正残忍地把它们一点点剃掉、榨干、弄脏、切断……　　幸福离我们似乎也越来越远。物质文明繁盛背后是个“抱怨的世界”。官员不满意，企业家不满意，男人不满意，女人不满意，难道这就是那个“充满了挫败感的盛世”？　　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要进一步思考，工业文明和今天人类的关系。”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提出，不仅文明需要反思，世界的发展范式也面临重构。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两大主体，政府与企业，能否携手带领人类穿过荆棘，完成绿色进化？　　企业家的团结与坚持　　“世界正处在大变化的过程中，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唯一的选择。”2010中国绿色公司年会大会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吴建民表示，三年前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举起了可持续发展这面大旗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反映出中国企业家作为社会精英的一种良知。　　“企业界人士应该用行动表现出自己的道德观点。”柳传志认为，判断什么是可持续的“好事”，什么是不可持续的“坏事”，要进行理性、独立的思考。“而有些东西是能分清的，我们就把它们尽量做好。”　　柳传志介绍，联想近年来在产品包装可全部回收、节能材料的使用上颇有斩获，最近联想又开发了一款电脑，当目光注视屏幕时屏幕就是亮的，目光移开时屏幕就是黑的，再回头看，又亮了。另外，这几年弘毅和联想两家投资公司一共投了10家有关环保和新能源领域的企业。　　去欧洲时，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发现距一家钢铁企业不过百米，人们在自由自在地游泳，这一幕触动了他，让他下决心进一步通过创新提高复星旗下企业的绿色标准。同时，郭广昌也表示“达成共识易，找到路径难，复星愿意投资给那些找到途径的企业家，这些人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年，中国有条件也有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一直在绿色转型的观念和行动上走在前面，却引来了一些非议，有声音批评企业家们是在“作秀”。“如果这是一场秀，中国也太需要这些秀了，而且我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参与到这场秀中来。”马云认为，绿色公司首先是思想的绿色、头脑的绿色，继而才是行动上的绿色。不只是“秀”，在商业运营和与社会的关系上，马云呼吁民营企业家一要团结，二要坚持：“假如我们自己都不坚信自己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那就没人会相信我们”。　　市场是问题，更是办法　　忽如一夜“低碳”来，千树万树“绿”花开。面对绿色概念的流行与泛化，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认为当下很有必要把绿色价值观的核心内涵与外延廓清。“绿色价值观肯定是一个全方位的东西”，王健林总结为“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整个地球的未来着想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和行为方式”。　　对于绿色经济的理念与行动，王健林特别提醒不能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不能把绿色价值观和发展对立起来，现阶段中国还是要以加快发展为主。”　　对于绿色和发展的关系，社会上还存在普遍的似是而非的认识，企业家的功能就是用实践纠正这些误解。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举例，现在人们青睐吃放养在青山绿水间的土鸡和野猪肉，将其与绿色、环保联系在一起，孰不知这种一家一户的传统养殖方式更不环保，粪便污染难处理不说，更重要的是这种饲养方式每出产一斤肉要多消耗一斤粮食，其实更不绿色，更不环保。而通过科学养殖、规模养殖，粪便更易处理利用，粮食更少浪费，更合绿色本意。刘永好目前正尝试农村金融创新，成立担保公司，给农民提供贷款支持，把千万农户组织起来成立养猪合作社、养鸡合作社，通过市场方式走规模化节约之路。　　“市场并不仅仅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同时也能带来环境问题的改进。”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主席Jonathan Lash是个资深环保主义者，但他深信市场的力量，认为碳排放交易是减少碳排放量最有效解决办法，因为它能以更廉价方式实现减排，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碳交易成本从每吨300美元降低至100美元，“这就是企业家显示的能量”。　　美国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的11条要诀：　　1.由里根开始的减税，这对于推动民间投资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主要征税，但还要激励。　　2.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以格林斯潘为主席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政府在许多领域的解除管制(deregulation)；　　4.金融体系的创新，如各种投资公司、基金等的活跃，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5.对外来移民的开放性政策，这有助于人才的流入；　　6.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　　7.冷战结束后，军事工业向商业与民用的转移；　　8.计算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　　9.对外贸易的开放性；　　10.R&D的大量投入与效率的提高；　　11.美国的海外投资不多，大多投资于国内。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研究部研究主管沙希德·尤苏夫　　假如新奥生长在美国　　4月中旬，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玉锁得到一份苦盼已久的厚礼。国家能源局领导在新奥考察时透露，新奥近年来研发并开始初步产业化的煤气化、生物能源等领域，都将纳入年底出台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十几年来新奥默默孕育着的新能源发展规划，将正式得到国家意志的认可，在项目审批、资金、人才等方面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　　王玉锁用“能源新常态”阐述新奥的新能源发展范式：结构上，今天世界能源供应以化石能源为主，可再生能源只占很小比重，并且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是独立和并列存在的，互相之间没有循环。相反，未来能源供应将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化石能源为辅，而且二者间实现循环利用，一个环节排出的废气都能通过一种方式“变废为宝”；生产上，现在的能源是资源为王，能源都是采掘出来的，未来则是技术为王，都是创造出来的；供给与应用上，今天是能源，未来则是一种能量。“中国一旦把这个范式确立为一种常态，就能奠定领先未来世界的基础。”王玉锁说。　　问题来了，假如新奥生长在美国，会不会发展得更好？　　“那是肯定的——但仅仅是在理论上。”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对《绿公司》说，美国成熟的科研环境和市场机制固然是目前中国还不具备的，但新奥技术与商业模式在美国很难应用。这是因为美国传统能源代表的利益集团十分强大，他们能在相当程度掣肘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几年前加州的太阳能汽车每小时时速已达七八十公里，但至今市场不能普及即是明证。“中国的利益集团虽然也很强势，但体制决定了还是政府更强势，有政府开道，企业不愁没有用武之地”。何况，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道格拉斯·诺斯说过，市场有多大，回报就有多大。“由于市场巨大，创新肯定会给我们一个相当可观的回报。”王玉锁说。　　不过，王玉锁也有自己的担心。中国的能源管理体制一直以美国为师，美国有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中国就成立了电监会，随着中国新能源的发展，“难道还要成立气(燃气)监会？生(生物质能)监会？”王玉锁认为，有一个负责整体改革方案的能源部门足够了，机构越多，战略制定的困难就会越多。　　政策不能止于口号和姿态　　在实现绿色进化的进程中，企业也需要与不同力量结成同盟，而最重要的同盟者之一就是政府。Lash指出，企业需要清晰而正确的激励机制，让好孩子吃到糖，坏孩子吃不到糖，政府角色是必不可少的。Lash相信政企之间完全能够找到很好的合作方式，“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可以重合的”。　　纯粹的市场经济很简单，有需求，有供给，通过市场平台完成交易即可。但绿色经济不同，柳传志以垃圾分类举例，“在中国要做好这件事，光靠企业的力量还不行，还要加上政府的力量，进行试点推广，才能最终成气候。”社会需求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市场需求，是绿色经济的一大特征，二者之间需要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来参与交易，或为政府，或为政府的法令。　　“中国正迈向绿色经济。”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所观察到的，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远大目标，正逐渐转变为现实的政策和路径选择。各种信号表明，将于年底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将带领中国走进一个“绿色发展时代”。“推进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关键是制度创新”。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表示，需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等手段，为新阶段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地方政府也在行动。本届年会首次走出北京，在刚刚提出打造“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成都举行。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表示，推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政府与企业的共同责任，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为国内外绿色公司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问及成都的绿色梦想何时实现，李春城表示大约要30到50年，这么久的时间，难免让理想主义者略有失望。在与企业家交谈中，李春城强调的四个字是“尊重规律”。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主席刘东华对此深以为然：“不管我们看得多么远，不管我们的目标有多么高，我们一定要立足现实，然后创新求变，什么是我们能够承受的，什么是符合规律的，始终是最重要的前提。”刘东华还指出，千万不要一强调绿色进化，一强调政治正确，就满足于姿态和口号，“政治正确只是一个前提，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落实”。　　绿巨人：中国还差多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5月份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而其中42种核心技术中国并不具备，这意味着中国有70%的减排核心技术需要进口。中国是世界上风力发电装机增长最快的国家，已具有1.5MW以下风机的整机生产能力，然而一些核心零部件，如轴承、变流器、控制系统、齿轮箱的生产技术难关却迟迟未能攻破。　　在资金投入上，中国与其绿色梦想也有不小的差距。据麦肯锡研究报告估算，从现在算起到2030年，中国构建“绿色经济”需要投入40万亿元人民币，即每年需要1.8万亿元，才能有效实现绿色经济。报告称，虽然中国政策增加财政预算，推动绿色信贷，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国际CDM交易等新型融资方式，但这些努力带来的资金仍非常有限，“至少目前看，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体制方面——规划、调控、制定标准、监测和管理是另一大制约。如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一直是一大技术难题，其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构建智能电网，没有先进的电网调控和调度技术。同时，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电力市场和电力法规，无法实现电网的市场化运营。比如风电，若不建立全国电力市场消纳风电的机制，不解决边远地区风电输出通道问题，无疑是给刚出生的风电幼苗压上一块大石头。　　这就涉及到经济和监管问题。企业界人士对《绿公司》说，如果光伏发电能并入电网，成本至少可以下降一半，阻挠还是来自于国家电网的利益算计。可见，太阳能发电、风电发展的主要障碍，并非技术的不稳定性，而是既不自由、也不公平的电力市场，以及惧怕新技术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模式。　　绿色经济被称为人类“第四次产业革命”。前三次产业革命中，欧美列强成功抓住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迅速确立国家战略并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升级，尤其是创造出鼓励企业创新的种种机制，如国家奖励、融资制度、专利制度等，确立了在世界上的竞争优势。百年来，中国一直是“落伍者”，至多是“跟跑者”，绿色经济时代，中国终于与先进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能否成为“领跑者”，核心还在于政企之间能否寻找到“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