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11跳”拷问政府干预机制

黄树辉　　富士康公司25日清晨出现的第11起跳楼事件调查结果，与此前多起事件并没有太大区别，被定性为因个人原因自杀。政府有关部门此前表示，已进行了积极干预，但事态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多位学者认为，政府此刻应拿出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措施。　　深圳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昨天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工会正面临巨大压力。　　政府干预效果不理想　　媒体称，富士康控股股东台湾鸿海集团的总裁郭台铭25日晚间前往深圳了解情况。本报记者昨天多次致电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但未能得到回应。郭台铭24日曾发表简短讲话称，管理一支超过80万人的生产队伍十分困难，但他有信心能尽快稳定目前的形势。　　深圳市政府22日的通报称，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市区各级部门对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不幸发生多起员工坠楼事件高度重视，目前已成立市区联合工作组，并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卫生部门目前已经派出一批心理医生驻厂，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劳资关系，改进安保工作的方式方法等。　　富士康所在的龙华、观澜街道也加快富士康周边文体卫生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规划建设，帮助富士康科技集团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等。　　但事实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对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产生有效遏制。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廖为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富士康几十万员工形成一个小社会，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管理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其中政府要首先承担责任。尽管企业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但依靠“企业办社会”不太现实，政府更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在富士康建立多元化社会主体和价值取向，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否则就无法解决员工的多层次需求。　　深圳市总工会坦言面临压力　　对于政府和工会的干预问题，深圳市总工会上述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工会正面临着巨大压力，“就每一个个体事件的发生来说，它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而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需要从一个整体上对待。”　　深圳市总工会上述负责人说：“比如第11个跳楼员工刚入职一个多月，年龄才19岁，就留下一份遗书。这件事和企业管理有直接责任吗？这个结论不好下。我说这个话，并不代表我认为富士康的管理没有问题。恰恰相反，我认为富士康的管理体制不仅存在着问题，而且马上要进行改，必须改，越快越好。”　　深圳市总工会日前对富士康的500多人进行了一项企业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员工对富士康的管理、工资及福利待遇，包括工会组织对员工的关心等方面的满意度不高。　　记者在深圳市总工会上述负责人的办公室看到，深圳市总工会正在撰写一份关于富士康的报告。但深圳市总工会上述负责人拒绝透露该报告的内容和用途。深圳市总工会上述负责人称，富士康事件的确对工会组织产生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希望通过应对危机来提高工会在富士康的覆盖率和完善工会功能。最近深圳市总工会将在富士康的科、线层面上建立工会小组，在厂和区要建立分工会。我们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要讨论用工会会员大会的形式，讨论企业的规章制度和企业管理方法，对企业基础管理进行监督，建立一个以工会组织为基础的员工关系互助网络。”　　不过，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富士康事件正在敲响产业升级的警钟。富士康在大陆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加工制造代工企业，处于产业链条的最低端环节的。一个代工企业有几十万人，看似解决了很多社会就业问题。但在目前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下，低端的、临时性的且缺乏保障的就业形式并不是当前社会所需要的，也不是吸纳大量劳动就业的有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