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大赌局：二三线卫视北漂 穷人的奢侈游戏

姚阿姨的退休生活分为旺季和淡季。旺季时，她的日程表从1日到30日都排得满满的。每天，她都要坐地铁转公交，和一群年纪相仿的朋友去高碑店、798艺术区，或者位于大兴区的星光影视园，为电视台当观众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主要内容。3月12日，星光影视园，在这群老年人的不远处，一群由学生、中年人组成的松散队伍正在集合。“5人一排，进去谁都别多说话，否则一毛钱都没有。”一个带着外地口音、斜挎着黑色尼龙包的“群头”（群众演员组织者）厉声大喊。这两拨年龄、气质截然不同的人热闹地共享同一个大厅，各自等待节目组导演的召唤。姚阿姨要进的节目组是北京台的一档养生节目，“群头”带领的那拨人即将录制的是贵州卫视的相亲类节目《非常完美》。他们之间并非壁垒分明，隔一天，两拨人马可能又会出现在同一个节目的演播室里。大厅外，一期建筑面积为5万平方米的星光影视园里，有70个大大小小的演播室正在投入使用。这片被荒凉包围着的产业园区，就好像电视制作的独立王国。在星光，可以找到节目制作的所有工种，节目创意、设备租赁、舞美设计、录制转播一应俱全，就连在节目中动不动热泪盈眶的群众演员，也有姚阿姨和“群头”这样的人专门负责。只要雇主需要，一档日播型节目在两个月内就可成型。在北京这个电视节目制作产业最密集的地方，全年无休地录制着访谈、晚会、选秀等不同形态的电视节目，而录制的主体，正是竞争愈发激烈的各地方卫视。包括江苏卫视、云南卫视在内，全国有90%以上的地方卫视都在北京录制节目。《非诚勿扰》在北京和南京分别搭了一摸一样的棚，内蒙卫视的情感类节目《马兰花开》全程在北京制作。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的不同卫视的不同节目，很有可能就是在同一个演播室里录制的。就连星光影视园的创始人也没有料到产业发展如此迅速。起初，他们的目标只是做一个设施服务商，为央视和北京电视台提供节目录制场地。2006年创立之初，仅有5个演播室。为了拿到低价地皮，创始人将产业园定址偏远的大兴。直到现在，产业园门口依然公交稀少，去最近的地铁也要花20元打黑车，但这并不妨碍来自全国各地的卫视工作人员纷纷涌向这里。“要么到北京去，要么被淘汰”，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下各地方卫视的困境再合适不过。当湖南、江苏、浙江等卫视都以不同的王牌节目牢牢掌握住观众遥控器的时候，已经错失先机的二三线卫视纷纷把希望寄托在制播分离上。卫视都是覆盖全国，平台并无
强弱之分，区别只在于节目制作团队的实力。于是，生存问题驱使着这些二三线卫视离开本土当起北漂一族，希望来到北京能和全国顶尖的制作团队合作，制作出精良且受欢迎的节目，在激烈的收视率争夺中分一杯羹。但一波风潮之后，
它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到一场更大、也更输不起的赌局之中。第二次北漂杨文萌的名片上，除了名字，字体最大的是“人文天下”四字，这是陕西卫视的频道定位。在他的名字旁边，印着小小的“负责人”几个字。顶着这个含义模糊的头衔，2012年9月，这位30多岁、戴着眼镜的文气书生从西安来到北京，着手筹建陕西卫视北京节目制作中心。考察了一圈之后，他最终将办公地点定在星光影视园。7天内，他们在办公室里搭起小型高清演播室；两个月内，在北京当地招到约40名工作人员，开始制作4档节目。最初的100多天里，大部分人都住在产业园的酒店标间里。杨文萌将这段时间称为北京制作中心的“生死期”--恰如北漂个体的前3个月，它决定了外来人是否能继续留在北京，还是重新回到熟悉又乏味的故乡。于电视台而言，北京所展现出的欢迎姿态消解了北漂个体通常会产生的艰辛无望感。在北京，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都在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它们需要地方电视台，电视台是节目制作产业的源头，意味着平台、机会以及活跃的市场交易。它们已经在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以容纳更多的北漂电视台。在西安，杨文萌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制作公司，粗略算来有上百家。短时间内，这些制作公司就登门拜访，试图向陕西卫视兜售自己的节目模式。这些模式有些是从国外引进的，也有自己开发的。在这一行里创意永不缺失，而覆盖全国的省级卫视播出平台，不过30几家。这不是陕西卫视第一次北漂。2006年，陕西卫视到北京做过一档名为《周六乐翻天》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是台湾名嘴吴宗宪。其时，卫视综艺节目仍然是湖南卫视一枝独秀，其他各家卫视尚处于竞争第二梯队。它们都在尝试制播分离，辟出某个播出时段，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陕西卫视属于
发力较早的一批，但节目开播不到两个月，吴宗宪就因为广电总局对台湾艺人的限制政策而被撤换，《周六乐翻天》成为存活不到半年的短命节目。与此同时，其他卫视的日子也不太好过。为了提高收视率，独立制片公司在节目尺度上的一些尝试被冠以“低俗”之名，第一轮制播分离渐渐陷入沉寂。第一次北漂给陕西卫视带来的是半途而废的失败经验，此后，它基本上停止了自办节目。卫视内部人员只需操心如何用电视剧和地面频道节目来填满24小时播出时段，自身不用生产多少内容。等这家偏安历史古都的电视台被外界关于广告和收视率的喧嚷声惊醒时，市场的发展已经超乎它的想象。“大家都是同一起跑线出发的，2001年各家卫视都只有两亿广告，现在一个《非诚勿扰》就有18亿收入，可我们还在两亿。”说这句话时，杨文萌音量陡然提高，语气急促。与广告收入相对应的是收视率，江苏卫视的全国收视排名第二，而陕西卫视则排在第27位。在广告资源高度集中到强台的马太效应面前，排名靠后的三线电视台，几乎要被逼到绝境。上星卫视与仅服务本省的地面频道不同，为了进入外省的有线电视网络，它们每年都要支付数以亿计的大笔落地费。而且，这笔费用每年都在涨价。广西卫视总监宋伟林透露，落地费仅占强势卫视收入的三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但广西卫视每年却要拿出创收的三分之一来支付。于是，“到北京去，找个更高的起点”成为三线电视台的必然选择。杨文萌和其他第一批来京的同事自称“七君子”，他们离开西安时，电视台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仪式，并且拍成新闻在本台播放。这批人的身上，无疑寄托了全台上下的希望。在北京，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接受采访时，一墙之隔的会议室里，十余名年轻人正在等待杨文萌。他们是等待与陕西卫视签约的新人，“绝大多数都是硕士生”。北京的嘉宾资源也是独一无二的。以往请学者、嘉宾或演艺明星到西安，要安排酒店、机票、行程，对方的档期还不一定排得开，而在北京，往往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能完成。高效率让卫视自办节目的空间变得更大，北京制作中心将承担陕西卫视80%的自办节目内容。在陕西卫视之后，贵州广电集团也宣布将在北京创建两万平方米的影视基地，将大部分节目制作搬到北京。与这些开始北漂的电视台相比，那些原地踏步的三线卫视变得越来越身不由己。经过几轮融资转手，青海卫视与湖南卫视合作，频道被包装成身份尴尬的“青芒果”；宁夏卫视则成为上海第一财经借壳上星的踏板，节目内容完全由后者主导……某种意义上说，北漂已经成为三线卫视翻身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