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的手要挥到什么时候

文 水皮　　姜伟新是中央政府的建设部部长，徐绍史是中央政府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姜部长最近辟谣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不会放松，而徐部长则在此前已经预言第三季度房价会呈全部回落的态势。　　综合姜徐两位部长的讲话，大家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更为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再出了，这和一个多月前《华夏时报》那篇被众多人士误读为谣言的报道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徐部长的预言兑现，那么意味着调控已经见效，政策没有加码的必要，而姜部长的讲话已经表明要求放松调控的压力也是巨大的，能够坚持已有力度已经相当不容易。　　这就是政策调控的特点，权宜之计。从时间长度看距国务院4月17日的常务会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市场却已经在开始讨论政策调控下一步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的问题了。　　强调往左走的人看到的是房地产的交易量虽然大幅萎缩，但是房价却没有明显的松动，不但房价没有回落，房租却在最近出现了急剧的快速的上涨；强调往右走的人看到的同样是交易量的大幅萎缩，但是房地产的投资却是有增无减，一旦供过于求，量价齐跌会误伤整个中国经济，而数据表明，第二季度的GDP已经较第一季度下滑1.6个百分点。　　其实，即便是既有的政策也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切实的落实，比如第三套房贷。央视记者的调查表明，在京沪两地第三套房贷暂停放贷的政策根本就没有被执行过，从来也没有过执行细则，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因为没有一个地区会自我认为房价涨幅过大而自觉暂停自己的业务，国务院都没有明确的事没有地方政府会上赶着和自己过不去，更何况什么叫暂停，停一天叫暂停，停两天也叫暂停，什么叫过热，过去涨的多叫过热，三个月没怎么涨还能叫过热吗？　　这同样是政策调控的特点，弹性操作。政策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执行的却是地方政府，且不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不尽一致，就是地区差别也决定了政策不可能一刀切，一二级城市城市化进程不一样，就是2008年房地产极度低迷的年份，二级城市如济南和太原房价不但没有下跌还在上涨，能够因此而说市场是错误的吗？　　不管是权宜之计也好，还是弹性操作都说明政策的调控是短期的、人为的、治标不治本的。要彻底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必须区分消费的刚性需求或者叫商品需求和投资的投机需求或者叫金融需求，让两种需求各行其道，住宅地产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而商业地产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财产升值需求。过去两者不分是幼稚，现在泾渭分明，只看消费需求，不看投资需求同样是幼稚。水皮个人之所以看好本轮房地产调控很大程度上在于温总理第一次把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作了明确的区分，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房地产调控的目标也是要保障人民的正常的合理的居住需求，而抑制投资和投机需求。要想上下一齐念好这本经，靠有形的手在那里指挥是不行的，必须要立法，让这本经化为每个公民的自觉的行为守则，这样无形的手才会形成有效市场。　　中国城镇化率才46%，而世界平均水平是80%，中国的路还很长，发展空间也很大，正因为这样，城镇化的模式就更重要。小富要进城，大富要进京，这恐怕是所有国家的规律，大北京也好，大上海也好，大珠三角也好，每年吸纳的人口绝不是当地的自然增长的人口，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正因为这样就更要对包括异地购房在内的重复置业作出法律上的规定，一个山西煤老板在北京买一套房没什么，如果动不动就三十五十套的买，事实上是剥夺了其他人的生存空间，包括北京原住民和即将进京的新移民，这根本不是什么给不给按揭，加不加息，征不征税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基本人权，只有立法禁止炒房才能保障。　　否则，那只有形的手再勤奋，挥残了也没有用。　　中国式退出的三个关键　　文 巴曙松　　从财政支出“再平衡”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可能会把握城市化主题，使之成为可持续复苏的重要线索，在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结构当中，一方面，居民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将扩大，从而逐步实现消费主导型增长，并以此促进内需结构的“再平衡”；另一方面，促进不同区域的增长格局更为均衡——这一点，在中央日前再度将“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上议事日程并展开大规模的讨论动员中已得到印证。　　从货币政策“再平衡”的角度来看，2009年中国危机应对货币政策的定调是“适度宽松”，实际上信贷投放是“真正宽松”。因此更为准确地说，是信贷投放对提供流动性和稳定市场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货币政策退出的本质，是由超常规的大规模信贷投放转向正常状态下均衡的信贷投放。”　　中国2009年超常规刺激政策其实主要表现在三个环节：信贷投放、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因而退出也基本从这几个环节着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从这几方面把握宏观经济调整的方向：首先，信贷投放正常化将是主线；其次，房地产退出的格局基本明朗；再次是规范地方投融资平台。　　其中，信贷正常化也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热点。今年以来物价水平持续上升，加大了管理通胀预期的压力，因而可以预计，在物价于年中见顶回落之前，信贷投放的从严监控可能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基调。　　至于房地产调控，这次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不仅仅只是打压投机性需求，而是扩大供给、抑制投机以及引入市场秩序的监管和问责三条线同步推进。如果调控到位，房地产将出现良性调整局面。若此轮调控仍未见效，政策工具选择的余地仍然较大。最关键的几个调控指标目前还没用，例如，对占开发商相当大资金比重的预收款的从严监控；对住房持有环节的税收措施，对投机的盈利部分征税；以及进一步提高开发企业20%的资本金比例要求，等等。　　谈到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清理整顿是必然的，但中国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的投融资平台自身的问题，例如负债率高、没有现金流等，完全可以通过城市化的加速来解决。所以，只要城市化的趋势在继续，沿海曾经的故事就可以继续在中西部地区重演。重要路径是通过债券发行等市场化手段，提高透明度和约束力。　　随着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全球性课题。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反思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缘起与结果，从国际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产业布局看，金融危机意味着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原有技术和产业的效能已经损耗殆尽，中国正面临着国际产业重构和新技术取得新突破的挑战——毫无疑问，“调结构”正是取得新突破的前提。　　消除隐患的最后一役　　文 金岩石　　农行上市可比喻为穿着三只鞋子出门的人，A+H两地上市好比两只红鞋子，另外准备了一只绿鞋子，看哪一只鞋子先变绿(跌破发行价)，承销商就可在30天内启动“绿鞋”机制。过去超额认购的“绿鞋”都是先穿“鞋”再上市，本次农行上市开了一个先例，先上市后穿鞋，这种发行模式本身就代表了开盘“破发”的预期。　　农行上市的另一个特点是H股的发行价首次高于A股的发行价，H股3.2港币的定价折合人民币为每股2.78元，高于A股2.68元的发行价，所以农行的“破发”很可能首先发生在香港。三只鞋，两只脚，过去是左脚穿大号鞋，这一次是右脚穿大号鞋。左脚是H股，右脚是A股，香港发行价比A股发行价高出0.10元人民币，这说明香港股市的机构投资人给出了较高的估值，反过来就等于说：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下降了。过去，同一公司的股票在内地和香港两地上市，香港股价若低于内地就是“价格倒挂”，但是现在，不仅农行的发行价“倒挂”了，原来在两地股市同时挂牌的公司也有许多“价格倒挂”，所以就不再是偶发现象了。　　两地股市的“价格倒挂”以农行上市为标志，A股进入了一个相对低估值的时代。从去年8月沪指从3478点开跌算起，股市累计跌幅超过30%，与此同时，A股流通市值的占比从8月初突破50%之后一路上升，现已超过75%，年内将达到90%以上。显然，估值水平的下移与指数的下跌同步，背后的力量之一是通过历时近3年的股权分置改革，A股开始进入全流通的时代。在全流通时代的A股市场，伴随着解禁股的流通与新股的集中发行，核心指数的下跌，估值水平的下移与流通市值的上升，这三个因素互为条件，使两地股市的“价格倒挂”现象日益增多。[page]　　全流通为什么会导致市场估值水平的下移？最通俗的答案是：摊薄了！2007年沪指站在6124点高峰之时，A股的流通市值不过8.55万亿，现在沪指2424点所对应的流通市值高达12.85万亿，换句话说，如果没有A股流通市值急剧增大的“摊薄效应”，当前股市的对应点位已接近沪指9000点！A股流通市值的急剧增大有两个源头，其一是限售股解禁，其二是新股上市与增发，二者的力量将此消彼长，限售股的解禁高峰在今年10月，此后将逐渐下降直至为零，而新股发行与增发将接棒成为“摊薄”的主力。　　有人说，农行上市后的“绿鞋”稳定期一旦结束，股市新一轮暴跌的帷幕将开始于农行股价的暴跌。事实上，和当年四大国有银行出海上市前的资产状况相比，农行现在的资产质量要好得多，当时整个银行业不良资产率长期高于20%。如今回头看，银行业作为当时中国经济的隐患如今不是基本消除了吗？所以我认为，农行上市就是中国银行业消除隐患的最后一役。　　谁会触发第三次大萧条？　　文 左小蕾　　克鲁格曼先生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危言耸听，称世界经济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而这主要是由决策失误引起的。他认为，世界各国政府现在均对通货膨胀表现出过度担忧，而事实上，真正的威胁来自通货紧缩；各国领袖都在宣称收紧开支的必要性，而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支出不足。这一切在上周末让人深感失望的20国集团峰会上均得到了生动体现。他的结论是，各国如果过早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和退出经济刺激，那么为这一政策埋单的只能是那数百万失业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要持续几年处于失业状态，甚至有些人永远无法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明明是美国人犯的错误，板子却偏偏打在其他人身上。克鲁格曼先生的观点实在非常偏颇。　　首先，欧洲紧缩财政不是因为担心通胀。全世界都知道，短期内，欧洲爆发大规模主权债务风险，许多国家不可能再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可能再在市场上大规模融资。如果减税，财政收入本来就入不敷出，无疑雪上加霜，欧洲已经没有财政扩张的空间。　　欧元区各国没有本币，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发行货币，也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巨额债务危机。紧缩财政以改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欧洲的无奈之举。　　其次，欧元贬值对欧洲出口有利，对欧洲出口产业的就业也会有利，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偿财政紧缩带来的经济下滑。如果说以失业为指标来衡量欧洲是否会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那欧洲在2008年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失业率已达到16年来的最高，早已进入萧条。而美国出现26年最高的失业率，几百万人已失业一年以上的现状，也早就触发了第三次大萧条。　　事实上，克鲁格曼先生高调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施压人民币升值，甚至不惜打一场全球贸易战，非常可能误导美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重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决策错误，成为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因素。　　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惩罚性规模已占3%左右。这对于才安排了4万亿刺激计划，并刚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就业仍然有巨大压力，增长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时间和空间来转型和结构调整的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也是非常负面的。　　事实证明，推动中国加大政策力度，保持过高的增长，施压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的出口，迫使中国给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提供增长空间，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美国经济占世界GDP的25%，欧洲占24%，日本占7.51%左右，中国与日本差不多，今年可能在7.5%到8%之间。要中国牺牲自身利益拉动全球经济，特别是为占世界经济60%以上的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提供条件，结果完全可能“事未成身先死”。　　更残酷的是，中国不可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恢复，但如果中国经济不稳定，那对世界经济的恢复绝对是雪上加霜。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等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处在二次探底，甚至所谓第三次大萧条边缘的时候，如果中国经济在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下再次大幅下滑，对全球脆弱的经济一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　　6月29日，中国股市大跌。而接下来全球股市大跌，有分析就认为与中国股市大跌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已说明了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打压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可能要承受损人不利己行为的恶果，包括触发全球经济进入第三次大萧条。　　最不能接受的是，克鲁格曼先生把全球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责任推到其他国家身上。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是美国自己。美国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的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经济恢复创造条件，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若说存在触发全球第三次大萧条的可能性，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稳定因素，才是巨大的不可测风险的关键所在。美国复苏存在几大风险。第一，至今看不见如何解决创下26年来最高纪录失业率的出路。试图通过5年之内出口翻番创造就业的战略，还未开始就遭遇欧洲主权债务的当头一棒。第二，房地产市场恢复遥遥无期。4月相关政策一结束，房屋销售5月应声下降30%。第三，起死回生的银行至今未恢复给实体经济包括企业和滚动性消费的贷款，使经济恢复可能产生恶性循环。第四，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全球贸易的再次大幅下滑。第五，国债余额占GDP的93%，明年将超过100%，存在比欧洲更严重的主权债务风险。与欧洲不同的是，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下，短期美国能通过印发钞票来缓解主权债务风险，长期来说，不排除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债务危机的可能性，那势必给全球带来通货膨胀的巨大担忧。　　美国理应全力以赴地解决自身的问题，不能再千方百计转嫁自己的危机和风险。而全球果真触发第三次大萧条，克鲁格曼先生的推波助澜作用也难辞其咎。他指责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各国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是巨大的决策失误，使大萧条持续达十年之久。但是他高叫的“贸易大战”，恰恰也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各国政府政策的巨大失误之一，也是延续十年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不知克鲁格曼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