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出走深圳加速沿海代工企业内迁潮

富士康出走深圳　　《IT时代周刊》记者/李林、吴晓宇 《IT商业新闻网》记者/ 李然(发自深圳、郑州)　　富士康结束了与深圳长达10余年的“热恋”，毅然踏上内迁之旅！近日，郭台铭与湖南省委书记会面，标志着富士康在这段旅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十年来，富士康在深圳特区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如鱼得水，从一个百余人的小工厂迅速成长为占地面积近3平方公里的“超级航母”，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厂，深圳也因富士康的落户而倍添光彩。　　然而在今天，当二者都不再需要对方时，一切都不同了。富士康认为深圳经营成本太高，为追寻新的发展土壤走得义无反顾；深圳方面也不再青睐富士康这类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并因“腾笼换鸟”产业升级而毫不挽留。　　毗邻富士康科技园南门普工招聘处的深圳宝安区龙华镇东环二路，被称为“复印一条街”，在富士康招聘的高峰期，这里外来工熙来攘往，生意兴隆，日进斗金。但自从富士康在5月29日宣布停止深圳区域的员工招聘后，这些复印机、打印机也纷纷下了岗。　　过去10多年间，在富士康南门外，一批批面容稚嫩的男女青年从全国各地农村呼啸而来，在招聘处门口下车，随后是洋洋数万人排队几里地等候招聘。经过应聘，幸运者通过简单的面试和体检之后，领到工作服，成为富士康一名普通员工，走上永不停止的生产线。　　而现在，这一壮观的招聘场景已被转移到河南郑州。在那里，一个相当于四个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那么大的工业园，已经在当地的振新路东侧的大片空地上开工建设。　　内迁之后，富士康深圳该扮演何种角色？富士康国际发言人童文欣表示，公司2010年底前可完成将大部分产能内迁的计划，这有助于降低员工成本。到时在北方的产能将超过七成，只有少量产能留在深圳。　　分手　　5月29日，对于排队等候在深圳富士康园区南门外的应聘者来说，不是一个好日子。当天，一纸停止招工的通知出现在宣传栏中。　　一直以来，富士康深圳园区员工人数维持在40万左右，每天进入的新人和离职的员工都有数千人之众。但现在，对于希望进入富士康的应聘者来说，只能转道前往河南、安徽、湖南等地。　　在宣布富士康“内迁”后，郭台铭迅速找到了他的“新欢”。　　6月20日下午3点多，地面温度35℃。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却西装革履，早早地来到距离省会郑州25公里远的新郑机场等候。这是一位什么样的贵客，能劳烦省长亲自到场恭候？随着一架飞机的落地，谜底揭开了，这位贵客就是台湾首富郭台铭。这个自称是“打不死的蟑螂”的电子界巨头，旗下公司的出口额占据了中国大陆出口额的近4%。　　宾主双方仅仅交谈半日，随后一个占地面积达10平方公里、计划招工30万的富士康工业园就将在郑州市诞生。　　成功挺进河南后，富士康仍然没有停止向内地搬迁的步伐。8月27日，湖南省委书记与郭台铭会见后，9月1日，主管招商引资的湖南省副省长再次与郭台铭协商合作之事，紧接着，富士康内部新闻网站发布双方高层会面新闻，透露出搬迁湖南的信号，随后，富士康将选址湖南衡阳的传闻也传播开来。　　“湖南跟河南相比，人力成本差不多，又离广东更近。在今年富士康跳楼员工中，有几个是湖南人。在深圳的外来人口中，湖南人是最多的，在湖南设厂也有利于员工回迁。”消息人士表示，“另外，深圳正在建设到湖南的高铁，2个小时的行程，交通便利，也令富士康对到湖南投资充满信心。”　　事实上，对于富士康的出走，深圳感慨良多。龙华镇，就是在富士康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现在，这个镇拥有100多万人口，其中一半以上与富士康有关联，有的是富士康员工离职后，留在镇上创业当老板；有的是富士康配套工厂的员工，有的是做富士康员工生意的，镇上生活服务设施应有尽有。而富士康没来之前，龙华镇只有几个零落的小村子，四处荒凉。现在，富士康离去，龙华镇还能聚集多少人气？　　富士康与深圳的恋情已经结束。虽然郭台铭已经“移情别恋”，深圳方面也顺水推舟，心知肚明，不过场面上的话还要说几句。8月5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市长许勤前往富士康科技集团调研。许勤在调研中说，“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财务总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发展按总部经济的形态来做大做强。”　　郭台铭则回应，“只要深圳需要，富士康任何一项高新技术都可以放到深圳。”对此，有业内人士揶揄说，富士康的高新技术怎么可以与工厂分离呢，这不是明显的敷衍吗？郭台铭之圆滑老到，由此可见一斑。　　内迁背后　　富士康与深圳之间的关系从当初的甜蜜到今天的漠然，原因何在？　　比起当年高调落户深圳，富士康这次内迁显然低调许多。低调的背后，来自于深圳市对待富士康态度。虽然当地政府并不否认富士康给深圳带来的贡献，但对它也有其他声音，这也被认为是富士康急速内迁的原因之一。　　外界盛传：在“富士康诉比亚迪侵权案”中，郭台铭认为深圳政府有失公平，在一段时间内存有很大的
意见。2006年5月，富士康以比亚迪侵权为由向深圳公安机关报案，直到2008年2月才开庭；败诉后转往香港打官司，再败；2008年10月，郭台铭重回一线，打算在台湾提出侵权官司，后被人劝阻乃罢。郭终于体会到在深圳强龙难压地头蛇。　　而此后，由于深圳谋求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富士康的代工模式已不适合深圳的发展。并且，深圳的媒体更是时常披露富士康的负面消息，这让郭台铭很是不爽。　　跳楼事件频发后，富士康和深圳的关系也开始走向微妙：在跳楼事件中，富士康被深圳认定为“管理有问题”；而在民间、学术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富士康为深圳的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在一份深圳经信委的调研材料中，对于富士康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描述，专门提到“税收贡献较少，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据了解，今年两会期间，深圳市政府公开表示，深圳正面临着“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的问题，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已经迫在眉睫。而在5月底举行的一个工作会议上，更有广东省委的官员直言要加快产业升级换代，“腾笼换鸟”，将低附加值项目向内陆转移。这种声音被富士康记在心中。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深圳对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不欢迎。深圳已经不是当年对招商引资激动万分的初级模式，深圳税收主要依靠服务业、金融业和物流业，40万之众的富士康对深圳地方财政的贡献很小。而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教授认为，富士康此次加快搬迁速度，除了有成本和内地优惠政策的原因外，还可能是和深圳政府的发展目标产生了矛盾。　　除去税收问题，富士康还因为人口密度过高，牵制了政府很多的精力和物力、财力，且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员工收入少，对城市消费的拉动能力有限，但员工管理造成的问题却不少。深圳的人口密度为全国最高，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因此深圳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而以代工业为主体的富士康们首当其冲。　　对于深圳政府的转型需求，富士康心知肚明。据了解，从2008年开始，急于转型的深圳市政府与富士康方面就有过相关的讨论。富士康内地地区商务长李金明在2008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深圳土地等资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富士康也在寻求如何发展。“怎么样跟市里大的形势统一起来？这就得进行职能转换，厂房可能会有部分拆掉，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　　李金明在谈及该问题时还表态：未来的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最多在10万至15万人之间。同时，富士康还提出了“发展内地，制造转移”的口号，生产线转移的地点有山东烟台、重庆、河北廊坊、北京亦庄等地。而这些地方，都有其大客户的工厂。　　移情内地搬迁并不是富士康一时头热而下的决定，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富士康陷入“连跳门”时，坊间纷纷猜测它是否要向东南亚或其他地方转移。但郭台铭否认了这一说法。近日，他在台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鸿海在大陆的工人数量将进一步增长，最终将达到150万，包括内迁计划在内，鸿海未来将在大陆投资数十亿美元。　　促使郭台铭作这一决定的是，大陆有着其他地方没有的劳动力优势。郭台铭坦承：“巴西工人的工资更高却不如大陆工人勤劳，越南的工人不错但人数太少。”这两个地方的工人都不好，那么俄罗斯的工人如何？郭台铭对此满腹牢骚：“7月份，我在成都签署了一份协议，在10月份就可以完成第一期八栋楼的建设。而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我们也在建设工厂。你知道他们需要多少时间吗？两年！”　　而现在，随着内陆城市的迅猛发展，其活力并不逊色于沿海城市，造成大量劳力从沿海回归。这正是富士康内迁的原因。上海麦肯锡高级合伙人米歇尔·王 (MichaelWang)认为，“工人们会自己算账：如果我在重庆能找到事做，为什么还要去广东呢？”事实正是如此。对此，郭台铭表示，鸿海50%的工人将在两年内陆续迁往内陆地区，目前这一比例仅为20%。5年后，内陆地区工人的比重将达到66%。　　员工跳楼后，富士康被迫增加了工人的工资，涨幅达到65%。《IT时代周刊》在调查中发现，天津和烟台等地区的普工最低工资标准为920元，与深圳 2000元的工资标准相比，少了一半；而重庆、湖南、河南等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大大低于深圳。此外，内地的土地、租金和水电成本也明显低于深圳。　　除了成本优势外，富士康转战内陆城市也便于年轻人在家乡就近工作。在富士康发生跳楼事件后，郭台铭表示，“外来工作的年轻人需要家的温暖，企业对此很难两全。未来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将会加速扩大在四川、重庆等大陆西部地区的投资，让年轻一代回到家乡工作。”早在2008年，富士康便证实了将大举内迁的消息。据当时鸿海集团发言人丁祈安透露，面对全球险峻的经济环境，鸿海2006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内地工厂人力的重新布局。按照富士康当年的计划，深圳工厂员工中将有16万人被转入湖北、山西等内陆省份的厂区。当时，郭台铭曾预计，整个迁移时程将费时3年。只是突如其来的跳楼事件影响并加快了他的布局。　　曾经撰写过《郭台铭与富士康》一书的徐明天认为，富士康向内地迁移，一方面是为了更加接近代工企业，另外也为内销打基础，除了深圳和烟台这两个地方主要做出口外，其他的生产基地可以专心做内销产品，而内地政府的积极态度也能提供有力的竞争环境。　　内地省市热诚相邀　　在产业梯度转移的今天，当沿海城市不再宠爱代工企业，内地政府对待代工企业的态度却显得尤为诚恳。　　对内地城市而言，富士康作为代工行业的龙头企业，落户当地不但能解决政府头疼的就业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创造税收的同时也能引领城市的更快发展。　　然而，内地城市有很多，但富士康只有一个。富士康深圳保安透露，别的企业很难见到的省级领导在富士康却很容易见到，而平常在地方呼风唤雨的市级领导，在这里没有“内线”的话，吃闭门羹也是常事。富士康总裁办的一位员工私下透露，在富士康，负责各地投资的部门叫投资规划总处，每年全国各地想与该部门接触的人不计其数，富士康传出要搬离深圳的消息之后，许多内地政府都表达出强烈意向，“许多地方都是一把手带队过来招商，但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得到谈判的机会”。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基地南门，《IT时代周刊》记者就碰上了一名来自内地某城市的招商官员，由于没人引见，他被保安挡在了门外。不过，盛情邀请下，郭台铭心中的天平已经对一些内地城市有所倾斜。　　为吸引富士康在郑州落地，早在2007年，郑州市政府就成立了一个由市长赵建才担任组长，多位副市级领导担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小组成员的“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几年来，虽然领导小组上的人员名字时常发生变化，但当地对富士康的诚意却始终不变。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6月30日，富士康与郑州市政府草签协议，将在该市建立一家新工厂；8月2日，富士康郑州工厂开工投产。从落在纸面上的协议到落到地上的工厂，郑州市只用了一个月零三天就完成了对富士康的引进，被外界誉为“郑州速度”。　　内迁乃大势所趋　　事实上，随着沿海城市的经济高速发展，代工企业在当地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适应，内迁几乎成为代工企业最后的选择。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连续上涨，代工企业在沿海城市的前景日渐式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建伟认为，在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珠三角经济环境改变的情况下，部分代工企业在本地没法生存，要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地方：一是转移到内地中西部，二是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　　这一趋势因富士康的明星效应得以放大。《IT时代周刊》在调查中发现，这几年来，富士康一直在有条不紊地在扩建生产基地。其中，烟台基地扩容始于 2008年，重庆基地在去年9月动工。富士康科技集团官方网站显示，公司已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创建完成了20个科技工业园区，研发制造基地遍布全国各地。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对富士康而言，转战内陆城市，除了能降低土地和人力成本、享受内地各项优惠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必须顺应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随势而动的当然不止富士康。“随着劳工短缺，成本上升，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考虑迁厂”。日前，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和香港贸易发展局针对160家在珠三角地区从事代工的港企调查后发现，迁厂将是代工企业的最终归宿。　　这160家企业，集中在深圳、东莞和广州三地，有65%的企业在1985年至1999年期间首次投资，颇具代表性。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珠三角港企劳工短缺超过两成。尤其是4月份以来，与劳工短缺相伴随的，是劳工成本上升。据香港贸发局测算，过去6个月珠三角工资水平平均上升约17%，令总生产成本增加 4%至6%。　　深圳大学国际金融所所长国世平认为，沿海城市拥有的“特权”越来越少，土地成本、人工成本却居高不下，使得传统型低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尝到的“甜头”也越来越少，代工企业迁离是大势所趋。　　沿海城市与当年“四小龙”一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周期已经走到尽头，面临产业升级需求，将迫使附加值低的产业链内迁。在深圳市都会城市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宏看来，大举内迁的富士康正是当下中国经济加速转型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