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和稀泥”式管理讲求和而不同

圆融的境界　　“和稀泥”，是我们描述不讲原则化解矛盾的一种比喻方式，常常含有贬义的色彩。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和稀泥”的方式，常常是解决激烈矛盾的最佳方法，在国与国的外交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处理差异和矛盾时, 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往往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方法。　　那么，在“和稀泥”的过程中，什么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是水。想一想我们的生活经验，当把水泥、沙土及其他添加物搅和到一起时，如果没有水作为媒介，各种物质表面看是混合到了一起，实际依然各自分离。这时，水的融合特性就显得十分关键。只有用水来“和”，这些物质才能真正粘和在一起，也才能形成坚固的建筑构件。这时，水的融合特性就显露无遗了，因为水在融合各种物质时，没有偏好，不会厚此薄彼，所以各种物质在水的作用下，就会服服帖帖处于“和而不同”的最佳组合中了。　　柳传志对联想文化的建议是——增加湿润的空气。　　柳传志大约深谙水的圆融之道，所以能够深刻意识到中国人更注重内心的精神生活，更讲求调和之道。因此，他对联想文化的建议是——“增加湿润的空气”，进而联想形成了“湿润”的“亲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赏、亲情。从功利角度而言，企业注重员工的人际关系和精神需求，是为了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以使管理能够进入最佳的和谐状态，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提升。这实际上已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　　圆融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圆融的深处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合”。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中国重和合会通，西方重分别独立。中国人的天性，所谓我们的国民性，是“和合”的分数多过“分别”的。的确，中国人自先古以来便具有“和为贵”、异中求同的“和合”文化传统，所以，“和合”思想包含着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统一的传统美德和兼收融合的宽广胸襟。　　紫禁城中的主要建筑都以“和”命名，如三大殿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正门“太和门”、东西两侧的“协和门”、“熙和门”等。殿与门上的“和”字所代表的意义，正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中正”、“仁和”，突出了传统的儒家理念，传递了统治者渴望天下圆融和谐的理想。当君臣从这里出入，“和”字都在随时提醒他们，要以“中正”为基，以“仁和”为本。　　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有一天，湖南湘乡老家来信说，府上为了盖新宅子，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闹得很凶，甚至还要打官司。老家人忿忿不平，想借助曾国藩的权势压服对方。曾国藩收到信后，想起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写的一首诗。于是，他便写了一封长信给弟弟曾国潢，并附上张英的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曾家父子兄弟读了曾国藩的信和诗后，茅塞顿开。是啊，“让他三尺有何妨”呢？所以将自家的地界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让邻居十分感动，于是不仅不再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还将其转让给曾家扩建新宅。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六尺胡同”。　　一封家书一首诗，就如同“湿润的空气”，为反目成仇的邻居双方化解了仇怨，曾国藩的谦和之心和圆融智慧让人折服。　　许多政治家都是运用这样的智慧处理问题的。熊向晖将军在回忆录中，就生动地描述了周恩来总理处理事情的圆融境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役后访问中国，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熊向晖陪同他访问中国的8个城市。在郑州，蒙哥马利要去看地方戏，于是，熊向晖便安排他看了豫剧《穆桂英挂帅》。回到北京后，周总理听取汇报，详细询问了蒙哥马利访问期间的安排，包括看了哪些演出。熊向晖向周总理汇报了蒙哥马利看了豫剧《穆桂英挂帅》后，他与蒙哥马利
对话的细节：　　蒙哥马利：“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　　熊向晖：“这是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　　蒙哥马利：“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　　熊向晖：“中国红军有女将军，解放军也有女将。”　　蒙哥马利：“我很敬佩解放军，但这有损于解放军的声誉。”　　熊向晖：“英国女王也是女的，按体制，女王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蒙哥马利无法应答，不吭声了。　　周总理听后，就批评熊向晖：你不晓得求同存异？人家无话可说，你就胜利了？　　周总理连忙问蒙哥马利喜欢什么节目，熊向晖说他喜欢口技、杂技。于是，周总理嘱咐，马上从北京演出的节目单上换下《木兰从军》，改为口技和杂技。　　蒙哥马利后来对中国非常友好。他认为，从长远看，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符合人类总的利益。　　周总理的处世智慧，体现了《中庸》所讲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至高境界。　　市场竞争，实际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圆融一些是不会错的。　　施振荣说：“遇人不淑在所难免，你的筹码就是万一遇人不淑的时候你受的伤害是你可以忍受的，因为你由相信人得到的利益更大。要不断地相信人，否则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力量更扩大，我自己做死了也就那么一点点大。我算的是总结果，只要风险控制好，就行了。过去就过去了，碰到类似的东西我会更小心。我为什么还要去扯那些旧账？没有理由让不好的东西成为显性的。”　　与施振荣相反，王安不愿意去相信别人，习惯于抱有“不兼容”的想法。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王安公司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而王安就是一个绝对权威的家长，不幸的是，这个家长完全忽视了中国传统中“和合”的精神实质。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乔布斯认识到个人电脑的光明前景而成立“苹果电脑公司”的时候，王安实验室负责产品计划和管理的副总裁盖利诺也曾提出过研制个人电脑的建议，并且得到了王安的儿子王列的支持。但是，王安对此毫无兴趣，认为研制个人电脑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荒唐事”。当客户们对个人电脑青睐有加后，王安实验室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因为人们不再对王安赖以生存的某些产品（比如“2200型”和“文字处理机”）抱有任何兴趣。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王安别无他法，只得开发自己的个人电脑。　　　但是，当王安公司处于十字路口的时候，王安的“不兼容”又一次铸成了大错。从硬件上来讲，王安实验室开发出的个人电脑，性能更加优良可靠，速度比IBM电脑还要快出两倍，但是，它的软件却与IBM软件不能兼容。所以，王安公司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开发能与IBM兼容的个人电脑，要么继续自己的电脑和软件研发之路。王安觉得，过早把自己的发展系于IBM身上太过可惜，而且消费者一旦购买了自己的硬件，就也一定会购买自己的软件。事实证明，这种“不兼容”的想法错了。几年之后，在IBM个人电脑上可以运行的软件已然超过了100种，但是王安公司研发的个人电脑却与任何一种都不兼容。而IBM个人电脑标准已成了行业标准。耽误了3年之久，王安试验室才决定研制与IBM标准匹配的个人电脑。IBM逐渐成为个人电脑界的霸主，而王安公司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超过IBM的豪言壮语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他是父亲，他知道一切！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这就是王安的经营决策得到的评价。对人的“不兼容”，自然会上升到对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的“不兼容”，所以王安的失败就不足为奇了。　　　前面提到的我的那位做电信服务商的朋友，不仅把诚信看作财富，他还有自己独特的竞争法则。　　在北京的同类电信产品服务市场中，他的公司占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按他公司的实力和员工的经验与素质，他完全可以继续扩张，甚至垄断市场。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自己的市场份额控制在60％以下。　　为什么要留有余地呢？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他说：“一定要给你的竞争对手留一些空间，不然你会慢慢丧失利润，直至完全失掉利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旦你把对手的生存空间挤压得太小，他们难以存活，就会孤注一掷。孤注一掷最简便的手法就是降价，打价格战。对手降价了，你也只能降，因为我们的电信产品是有周期的，并且要完成电信运营商指定的每月销售额度，所以不可能增加库存以静制动。只要你降了，对手马上就会比你降得更低，没多久，大家就都没利润了。小的服务商看到无利可图，就马上转行做别的生意去了；而你的规模很大，想转行不容易，成本太高啦。怎么办？就是别把对手挤得太苦，让出一些市场空间，让大家都有钱赚，这样就相安无事了。”　　“不要觉得我多么有远见。”他补充道。“事实上，我当初做市场拼得太狠，就犯了众怒，最后拼得两败俱伤，所以才悟出上面这一套竞争法则。市场竞争，实际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圆融一些是不会错的。”　　我听了他的一番感悟很受触动，似乎能够理解老子说的“以无事取天下”的深刻内涵了。（本文授权节选自《商道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