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破金融气球迈向生态经济

主流经济学没有给产生共同体的人类关系留下一席之地，也没有考虑非人类世界的权益，致使金融权力无节制扩张，从而导致金融危机。为了迈向一种生态经济，必须一次性地刺破这只金融气球。　　文︱小约翰·柯布(美国)　　主流经济学的迷思　　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我承认经济学家的哲学观远比哲学家或神学家的信念重要。主流经济学理论没有给产生共同体的人类关系留下一席之地，也忽视了非人类世界的权益，只是将其作为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源。因此，受到这种经济学鼓励的经济发展破坏了成千上万的人类共同体并加速了生物圈的崩溃，也就不足为怪了。　　金融危机已经迫使经济学界的一些成员承认有决策失误，甚至安·兰德的坚定拥护者格林斯潘也承认：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　　然而，那些指导经济复苏的观念，很可能与那些把整个国家带入危机的思想十分相似。当这场危机结束时，金融系统很可能比现在更为全球化。也许到了那个时候，金融世界主体几乎全部会因为其“过于巨大而不能失败”，以致于政府将永远有义务拯救那些每次因为自身疯狂投机行为而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与过去相比，这些国家政府对金融世界的控制可能更小。政治被金融所绑架的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因为经济学界和金融界根本不会讨论任何与他们所信奉的形而上学模式不同的理论模式。绝大多数人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与历史本质上不相关的演绎科学。他们假定，从这种形而上模型中所产生的原则必须基于本质上完全相同的方式对金融世界发生作用，就象它们曾对自己从中形成的工业世界发生作用一样。　　萨默斯是奥巴马最主要的经济顾问之一，当他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在曼谷的一次演讲中，清晰地表述了这种被广泛接受的经济学界的观点：“经济学的规律就像是工程学的规律——这一点常被忘记。这里只有一套规律，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同样发生作用。”　　然而，从过程哲学的角度看来，规律是自然的惯性，随自然的变化而变化。在涉及到人类个体与社会时，我们发现进化是非常迅速的，我们将它称之为“历史”。我们把人类行为完全看作是历史性的，经济学家所关注经济行为也被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对经济政策源于其中的这种智慧是持怀疑态度的，由于这种经济政策则是由想像中的普世规律推论而来的。　　过程思想鼓励我们思考，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社会性的，同时也是历史性的。　　金融经济的秘密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金融业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因此受同样的规律支配。与此相反，我们注意到1970年的工业经济与现在金融经济的类似。1970年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是金融业的两倍，现在金融贡献率所占GDP的比重是21%，而制造业只占12%。当金融日益占主导地位，我们必须以新的范畴重新思考当前经济。　　在工业经济中，有理由认为如果更多的资金集中在富人手中，在生产中将会有更多投资。一般说来，这类投资往往增加就业机会和那些受雇者的生产效率。这样，人们可以预期，生产经济的扩大可改善一切状况——这就是著名的供给学派的论据。他们反对向富裕的个人和企业征税，在最近几十年间已经极大地降低了这些个人和企业的税率。　　当然，也可以同样很好地论证如果更多的资金放入低收入人群的手上，将会使他们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会驱使生产商增加生产——这是需求学派经济学。需求学派正确地揭示了金钱将更确定地流向富人，而不是流向那些更需要它的穷人。　　我们现在要追问的是，金融经济与工业经济之间的历史差异是否需要某些新的理论原则？还是像萨默斯和其他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认为经济理论的有效性与这些差异完全无关。　　问题在于，在金融经济中，富人拥有更多的金钱是否导致增加工作岗位与工资的投资。在过去的几十年，没有证据表明，政府将更多的金钱集中在富人手里能使真正的经济成比例地增长。在假设它在金融经济中发生作用以前，我们应该追问富人将做的是什么样的投资。在金融经济中，富人实际上主要是投资于金融商品而不是生产工业。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集中于金融，这些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拐弯抹角。　　美国政府对金融界的卑躬屈膝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见识的观察家们估计政府实际上已经承诺把超过七万亿美元的资金交到金融共同体手中。相比于政府有史以来的其它所有类型上的支出，这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但甚至这个数量可能还不够。仅以成为目前危机导火索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其价值超过五百万亿美元。与其它任何事情比较，七万亿都似乎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额，但与它被期待解决的问题相比，七万亿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数额。　　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　　当然，第一个答案是，那些非常有权势的人们不愿让他们的活动受到控制。但是第二个答案是标准的经济理论偏爱市场的自由而不是控制，其号召我们相信市场的魔力，无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　　这无疑是我们国家经济权威格林斯潘的观点。他支持对过去被国家调控的经济松绑。一个新的市场根本上给避免任何调控提供了可趁之机。　　放纵的金融及其危害　　历史经验表明，“银行也应该被放松管制”以及“衍生品市场应该完全不受政府干预”——这种假设是成问题的。　　但是，自从主流经济学家的模型倡导反对政府约束市场以来，历史事件几乎得不到关注。由于这一原因，甚至现在顶尖的经济学家，包括那些聚焦在奥巴马周围的经济学家，很可能只推崇那些金融机构偏爱且可以亲自(或由代理人)掌控的新政策。要想对其施加任何“政治”影响，几乎不太可能。　　在政治学理论中，由谁来行使权力和导致何种结果的问题是重要的，但在经济学理论中，除了有关垄断组织，权力的性质和分配是不会被认为有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虚拟经济比实体经济要大得多，在其中占有大量份额的人们，常常是通过破坏性的方式，来玩弄实体经济。他们可以购买、拆分、出售，而不考虑这些行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他们可以操纵商品价格上下起伏；他们甚至可以攻击一个国家的货币而迫使其贬值。如果货币浮动不定，他们可以操纵其上下浮动以达成自己目的。这并不是当年亚当·斯密头脑中那类市场的运作方式，实际上，亚当·斯密几乎没有注意到他那个时代金融机构过份的权力！　　随着金融业的增长，它在不断寻找持续增长的虚拟财富的新用途。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可以成倍地快速增长并且没有固定限制。　　主流经济学犯了“具体误置的谬误”。主流经济学将经济从真实世界中抽象出来，并视其为独立自给的。事实的真相是经济体系产生权力，而权力控制了在经济和政治系统中实际发生的许多情况。我们要问，在实体经济之上建构一种巨大的虚拟经济是我们渴望要的发展吗？　　显然，那些现在形成公共政策的答案是肯定的。大概是在一个更大的全球的基础上，公众被号召做出巨大牺牲来重建一小部分金融机构手中掌控的虚拟经济。政府不被鼓励在国家层面调控金融，其推行的任何调控将需经过大的金融机构认可。我们将被灌输这样的看法，就是认为“所有这些金融机构规模因过于巨大而不能失败”，所以我们将永远处于当他们犯下严重错误时拯救他们的位置。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会发现世界正在被一个“不断增长”的、“集权化和自治”的金融系统所控制，前景尤其令人沮丧。因为这个金融系统破坏了人类的各种社群，并且把财富和权力从多数人那里转移到少数人手中，所以它既是极度不民主的，也是对任何“创造性地应对生态危机的机会”的深度破坏。　　文明生活的持存有赖于找到可替代性方案。　　迈向生态经济　　当然，我们并不是号召向前金融化的工业经济回归，即使某种程度上的重新工业化是有必要的。目前政治领域在辞令上指向绿色经济，但几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要求“经济思维方式来一个根本的改变”。　　为了迈向一种生态经济，必须一次性地刺破这只金融气球，这个需求并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一如人们没有意识到需要避免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破坏效果一样。从过程视野看来，目标必须是一种“后金融和后工业的”真正的“生态经济”。　　也许过去工业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其旨在无休止的增长。即使改进的技术能够帮助工业经济更高效地使用资源和更大地减少污染，这个基本目标仍然使其本质上不可持续。过程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几十年来呼吁一种“稳态发展的经济”，以取代那种“依赖于增长的经济”。　　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将不会被驱使像现在这样为了生存去增长。我们就有可能探究“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的数量和类型”，以及“生产如何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些问题。抑或更好的情况是，我们可以限制原材料的使用，废料和污染物的排放量，并让市场决定如何根据这些限制来运行。　　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向一个可持续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