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T集团CEO尤里:用定律说服扎克伯格接受投资

谁是Yuri Milner？　　他用一个定律说服素未谋面的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接受自己的投资，他亦是Zynga和Groupon等热门互联网公司的资本推手，他来自俄罗斯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刻理解什么是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的人，Facebook则是最不缺乏投资者青睐的企业。要打动他们，唯一的方法是展现出对社交网络足够深刻的理解。　　硅谷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家(VC)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迈克尔·莫瑞茨(Michael Moritz)和KPCB的约翰·杜尔(John Doerr)没能敲开Facebook的大门。来自俄罗斯的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做到了。　　故事始于2009年1月的某天，这位Digital Sky Technology(以下简称“DST”)的CEO拨通了吉迪恩·余(Gideon Yu)的电话。作为Facebook当时的CFO，接过无数投资者电话的余第一反应是：“我怎么知道你是认真的？”米尔纳说他可以过来拜访时，余表示不用这么远跑来就是为了见他一面。但放下电话，米尔纳就驱车去机场买了一张去加利福尼亚的头等舱机票。第二天上午11点，当余走进帕罗·奥图(Palo Alto)的星巴克时，米尔纳和DST负责伦敦办公室的亚历山大·塔马斯(Alexander Tamas)已经在喝红茶。　　不用聊很久，余就发现对方比想象的更理解社交网络及其影响力。米尔纳有一个“扎克伯格定律”(Zuckerberg’s Law)：每隔12至18个月，人们在互联网上彼此分享的信息翻一倍。将来人们会越过谷歌这样的通用搜索引擎，依靠社交网络上的朋友获取信息、做出决策。只要用户选择、搭建好自己的社交网站，它将负责过滤一切。这个想法与扎克伯格的如此接近，余干脆将米尔纳带回办公室直接见扎克伯格。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4个月后，DST宣布向Facebook投资2亿美元，获得1.96%股权。　　扎克伯格公开称赞米尔纳对社交网络科技有着“很深的、先进的理解”。见过众多投资者的扎克伯格认为他明显比其他投资者更聪明，对Facebook正在做的事更有洞见和经验。持这种观点者不止扎克伯格一人，全球最大社交游戏公司Zynga的创始人兼CEO马克·平克斯(Mark Pincus)和全球团购网站鼻祖Groupon的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同样对米尔纳赞不绝口。DST是他们的共同投资者。　　尤里·米尔纳的投资组合值得所有对互联网感兴趣的投资者羡慕。从2009年5月第一次投资Facebook开始，过去21个月DST在美国社交网络上投资了10亿至20亿美元(一些交易未披露具体情况，难以计算准确数字)。这是一大笔钱，但Facebook、Zynga和Groupon的名字显然更值钱。　　不像成名已久的莫瑞茨或杜尔那样广为人知，此前名不见经传的米尔纳和DST颇具神秘色彩。他们彷佛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拿下最让人垂涎的交易，与硅谷最闪亮的超新星企业家成为朋友，董事会中还有一个蹲过监狱的寡头阿里谢·乌斯马诺夫(Alisher Usmanov)。更重要的是，已经足够风起云涌的硅谷投资圈被这些北方来客彻底打乱—DST的大胆作风不同于任何传统VC，敢于以很高的估值投入一大笔钱获得少数股权，并且不要求董事会席位等对公司的控制权。　　面对这样一个人，自然有很多疑问需要他解答。但在2011年1月的一个晚上，米尔纳在北京国贸柏悦酒店63层大堂咖啡厅的一张桌子旁甫一坐定，稍事寒暄便先向《环球企业家》抛出一连串关于中国互联网的问题：“你们怎么看马化腾和李彦宏？马云呢？他们有什么区别？谁更好？……”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与本刊探讨了对Facebook和社交网络的理解，以及DST独特的投资方式，这是他首次接受中国媒体面访。　　当与米尔纳讨论Facebook时，很难想象他更多论述的是这一网站成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可能性，而不是这种或那种商业模式。年轻时的米尔纳在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学习过粒子物理学，这让他喜欢思考未来世界。但这不是一个任由想象狂野奔驰的思想家，而是对数字极度敏感却又守口如瓶的真正的投资者：“如果我开始透露数字，就不能在投资圈里待下去了。我可以说的是，DST非常重视数字，因为要建立模型。投资时，必须同时有远见卓识和实在的数据支撑。”　　事实上，以数据论，DST的规模比想象中小很多。这不是一个拥有百亿美元资金池的超级基金，其第一支全球基金不过10亿美元，目前正在筹集第二支10亿美元基金。米尔纳用来打动扎克伯格们的，显然是钱之外的东西——全球流动性泛滥的现在，资金之间的竞争甚至比初创企业之间更甚，尤其是在 Facebook、Zynga和Groupon这样的超级明星面前。　　“首先，我和其他投资者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同时还是企业家。就像中国的马化腾和马云，我也创建过自己的公司。这样我和企业家关系更贴近，战略、梦想、愿景等等都是我们的共同话题。”米尔纳这样对《环球企业家》解释DST的独特吸引力。“其次，不像很多投资各种不同行业的基金，我们只投资面向消费者的互联网公司，非常专注，这让我们有完整的远见(vision)。第三，DST非常全球化。所以，当我们与企业家坐下来谈时，可以谈全球趋势、作为企业家的经历和我们专长的特别领域，总有很多东西可以谈。”　　某种程度上，米尔纳对Facebook将成为能过滤超量信息的人工智能的想法，可能来自于对自己过于忙碌的生活的体会。他每天收到200多封邮件，工作20个小时、睡4个小时，无数资料和电话会议，一半以上时间在飞机上度过。为了能更方便地与家人在一起，他经常带着他们一起出差。正如试图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互联网，米尔纳从各种地方获得资讯。“每天如何处理这么多信息是我最大的挑战。”他保持清醒和精力充沛的方法是不停地和人交流。　　这个50岁的俄罗斯投资家几乎没有业余爱好，以前他喜欢读一些关于历史的书，现在再没有这样的时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觉得累。与本刊约定的补充电话采访4次更改时间，其中有一次因为上一个电话会议拖延时间太长，他必须直接奔赴机场。米尔纳难得抽空看了根据Facebook早期故事改编的电影《社交网络》，那里面描述的故事都发生在他认识扎克伯格之前。不同于普通观众对剧情是否与现实一致的好奇，米尔纳认为这部电影没有表现出扎克伯格对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远见。“这才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高强度工作回报也很高昂。目前，DST对Facebook的投资总计8亿美元以上，占有股份近10%，在外部投资者中仅次于Accel Partners。2009年DST投入的2亿美元使Facebook估值达到100亿美元，当时外界对这一数字惊叹不已，认为偏高。但两年后的今天，Facebook的最新估值是600亿美元。　　[page]　　非主流投资之道　　扎克伯格改变了互联网，米尔纳则改变了硅谷的投资方式。　　“DST更多是资本层面上的操作，有一批操刀过国际互联网投资的欧美最强投行背景的人。他们动作很快、开价很高、眼光很准，看中一个就抓住一个，也不考虑太多所谓‘策略’，比如不要董事会席位。而且进去就不轻易退出。”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这样对《环球企业家》总结DST。2010年4月，腾讯以 3亿美元入股DST并结成战略伙伴关系。DST分化为上市公司Mail.ru和保留原名称的全球性投资公司DST Global后，腾讯持有Mail.ru 8.3%股份。　　米尔纳将这种投资方法称为“晚期投资”(late-stage investment)。2010年5月，他在TechCrunch Disrupt大会上表示，10年前他们的投资风格与传统VC无二，但近年开始转向晚期投资，这意味着平均10亿美元以上的估值和1亿美元以上的投资额。而且不同于赶在上市前夕进入、然后很快退出获利的传统晚期投资，DST愿意将投资回报周期拉得很长。在米尔纳看来，他们投资的公司能引领5年、10年甚至 15年的潮流。既然如此，何必急于退出？　　这种反传统智慧的投资之道涉及的资金和风险都很大，但回报远高于普通VC。最粗略的计算是，假设DST以10亿美元取得Facebook 10%股权，以600亿美元估值计算，相当于投资价值两年内翻了6倍达到60亿美元。　　虽然扎克伯格三缄其口，业内普遍预期Facebook要到2012年才准备上市。可以预见，在此期间如非出现重大变故，它的估值将继续以超乎想象的速度飙升—2011年1月，DST和高盛共同投资的5亿美元才刚刚将Facebook估值推上500亿美元高峰；到2月初，因为允许员工向投资机构出售最多10亿美元股票，其估值以最新出售价格计已达600亿美元之巨。米尔纳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他有一个用公司市值除以创业者年纪的公式。这样算来，27 岁的扎克伯格生命中的每一年都为投资者创造2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Facebook越晚上市，它的起始市值就越高，“米尔纳公式”的计算结果和DST得到的回报自然也越高。　　“我们所做的就是帮助公司延缓上市，让
它们再多有一两年时间聚焦于产品本身。”米尔纳表示。他对本刊指出，一家公司在发展很快的时候，员工、管理层和创始人都更希望能专注于产品和增长，上市反而会带来很多干扰。不仅上市过程中要花费大量精力和投行、投资者商谈，上市后也要面临财务数据公开、财务表现压力和各种审查，很多公司并不喜欢这些。但一些公司已经长得太大、成立时间太长，部分早期投资者和员工都急于获得回报，它们唯一的选择是进行违心的IPO。　　DST这种风格投资者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以接近甚至高于公开市场的价格投资，在二级市场回购其他早期投资和员工的股票，提供一个私有的退出途径。“只要公司不希望上市，同时允许各方面持有股权，我们就愿意帮助他们延缓上市。这些公司最终肯定会上市，但我们的投资帮它们解决了现阶段股权方面的问题。”米尔纳对《环球企业家》说道。他曾对外表示自己80%的投资活动是通过二级市场交易。2009年9月，DST向 Facebook 员工发出价值1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要约(tender offer)，最近Facebook员工又获许向机构投资者出售最多10亿美元股票。此外，2011年1月，Groupon宣布完成DST参与其中、总额 9.5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其中5.73亿美元都将用于回购投资者持有的股份。Zynga的平克斯曾对外表示：“如果创业公司暂时不准备IPO，DST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DST之前，硅谷鲜有投资者使用或想到这种投资模式。美国本地商户评论网站Yelp联席创始人兼CEO杰瑞米·斯托普尔曼(Jeremy Stoppelman)认为DST改变了很多旧规则。他一直试图找到不用出售公司就能让早期投资者得到回报的方法，到2009年7月，他以DST投资 Facebook的模式与Elevation Partners达成一笔1亿美元的融资，解决了问题。　　对米尔纳和DST而言，晚期投资是很自然的选择。“如果投资小公司，必须在当地有人。看上百家公司、分享和分析各种信息与想法，其中可能只有3 至5家值得投资。如果做晚期投资，值得投资的公司全球可能只有30家符合我们的条件。它们都是足够大的大型动物，在很远的地方站着也能看到，不像小公司那样必须俯身观察。只要发现这样的公司，我们就立刻飞过去和它们谈。”亚历山大·塔马斯曾表示，DST选择被投企业的标准是，必须在自己的领域中明显将成为领导者，理论上现在就可以上市，并且要具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性。　　“做晚期投资必须快速行动，否则可能就晚了。”米尔纳一再对本刊强调。他在并无把握能见到扎克伯格的情况下仍第一时间飞往硅谷。而在2010年 4月领投Groupon时，从米尔纳飞去芝加哥提出投资条款清单到敲定交易，只用了24小时。当时Groupon成立不过17个月。　　DST的资金努力进入这些公司后，米尔纳反而放心地游离于控制权之外。他不要董事会席位、不要优先股、不要特别投票权、不要任何能影响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力。当然，扎克伯格、平克斯和安德鲁·梅森随时可以寻求他的
意见。这样做并不是道德高尚，而是有精细的考虑。　　“因为投资范围很专注，有时我们投资的公司彼此会有竞争关系。你不能在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中同时享有董事会席位，这会发生利益冲突。所以我只出任 Mail.ru的董事会主席。”米尔纳对《环球企业家》说道。对于纯粹财务投资的DST而言，放弃董事会席位反而更可以放手投资各种有潜力的公司。这也是对公开市场投资的一种模仿。　　另一问题是，如果不要求任何控制权，DST如何确保被投公司不会犯错误，甚至搞砸自己的投资？对此，米尔纳的解释是，如果DST像传统VC一样投资小公司，也会要求董事会席位。因为小公司面临的选择很多，如果犯错可能一年后就消失了，投资者必须花费很多精力帮助它们。　　但DST所投的Facebook等三家公司在他们进入时就已经很成熟。它们不仅像斗士一样经历了各种艰难的斗争、满身荣耀的伤疤，
公司构架和董事会也很健全，基本等同于上市公司。“当和斗士一起工作时，你不需要控制他，因为他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你所能拥有的只是他成功果实的一小部分。我当然在乎DST投出去的这些钱，但不一定要成为
董事会成员才能在乎这些。”　　[page]　　【全球化学习】　　在DST出现之前，俄罗斯互联网自成一派，从没有谁在全球IT和互联网业中享有国际性声名。这是一个15人的小团队，其中70%以上的人来自高盛，包括亚历山大·塔马斯、威尔第·伊斯雷利恩(Verdi Israelian)和最近加入 DST 的合伙人约翰·林德弗斯(John Lindfors)。伊斯雷利恩曾是高盛在莫斯科的私人股权投资(PE)部门主管，他在2009年加入DST成为合伙人，而林德弗斯则在高盛工作了17 年，在加入 DST 前是高盛在欧洲负责投资科技公司部门的主管。这些人通常都与 DST 有过合作—在Mail.ru上市过程中DST不出意外地选择高盛任承销商—随后加入了这家公司。而米尔纳这样选择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们优秀”。　　DST的投资决定都是全体同意才做出的，但米尔纳显然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学习过理论物理，在科学院做过研究员，据说还是苏联解体后1990年代第一个进入沃顿商学院的俄罗斯学生。毕业后，他在世界银行发展俄罗斯金融业务，然后加入著名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银行Menatep。在Menatep，米尔纳建立起经纪和投资银行业务，并且帮助俄罗斯糖果、巧克力企业“红色十月” (Red October)发起一起并购。他表示哈佛商学院还曾为此采访过他，写了一个案例。　　互联网引起米尔纳关注是在1999年，摩根士丹利明星分析师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一份关于欧洲互联网崛起的报告让他看到机会。于是他拉上朋友格里高利·菲戈(Gregory Finger)—现任DST莫斯科办公室负责人，同时负责Mail.ru运营—一起投身互联网事业。2008年经朋友引荐，米尔纳认识了俄罗斯寡头阿里谢·乌斯马诺夫，此人随后成为DST股东之一。正是因为这位富豪，DST 才有可能在2009年完成对 Facebook 的第一次投资。　　驳杂的经历让米尔纳的阅历和思想比大多数投资者更深刻，这也是为何DST所投资的三个企业都乐于将其奉为座上宾。每次他到硅谷，都要与扎克伯格见上一面。当Facebook试图推行自己的货币Facebook Credits时，后者也曾寻求米尔纳的意见。俄罗斯互联网广告市场并不发达，很多网站通常以微支付获取收入，米尔纳对此自然颇有心得。比如，Mail.ru集团持有32.5%股份的俄罗斯最大社交网站VKontakte一开始让开发者向用户提供免费货币以下载游戏，但假造账户以获得更多货币的行为很快像病毒一样传播开。当Facebook Credits上线时，就吸取了这个教训。　　任何关于俄罗斯互联网的问题，米尔纳都是绝佳的参谋，因为DST旗下的公司控制着75%的俄语互联网。他们不仅有Mail.ru—这家公司米尔纳2001年接手，中途大规模改组，裁员70%，还曾交给一个23岁的工程师打理，2010年底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70亿美元以上—还有两家大型俄语社交网站和俄罗斯最大的招聘网站HeadHunter.ru。正如扎克伯格所言，米尔纳理解俄罗斯互联网，是因为他本身很大程度参与创建了这一体系。　　尽管如此，米尔纳一再对外表示，他不会影响被投企业的商业决定，反而是他们在影响他。他故作神秘地告诉《环球企业家》：“尽管很多时候他们(扎克伯格等人)会听听我的想法，大部分时候是我听他们的。他们是最好的，我经常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　　米尔纳对本刊表示，他通过观察早期的Facebook和自己以前在欧洲投资的四五家社交网站建立起对社交网络的理解。这些欧洲社交网站比 Facebook小很多，但DST观察它们的盈利模式、人们如何参与其中和其他很多方面，再将这些学习经验用到在美国的投资中。投资Zynga时，DST 又从中国和韩国学到很多，这两个国家在免费游戏模式方面比美国走得更早、更远。米尔纳表示，现在DST也在试图从腾讯身上学习更多。　　这种将世界各国不同的互联网特色加以分析、吸纳然后运用到投资中的方法，正是DST独特的竞争力之一。在米尔纳看来，作为面向消费者的互联网企业专家，DST的学习曲线足够陡峭，也是对被投公司最好的帮助。“我们通过不稀释被投企业价值帮助他们。很多投资者都需要接受自己投资企业的教育来获得自信。而最宝贵的就是公司管理层的时间，如果投资者占据他们很多时间和资源，就是稀释他们的价值。”　　与所有其他优秀投资家一样，米尔纳认为投资必须重视人。10年前刚开始在俄罗斯做投资时，他低估了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比如，他曾经投资过一个发展迅速、看上去也非常有趣的公司。但与很多成功企业家从大学退学创业完全相反，这个年轻的管理团队忽然想去读商学院。最终这家公司被卖出售，DST赚了一些钱，“但这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因此，Zynga的平克斯在回忆起与米尔纳和塔马斯的一次会议时评论道：“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我们公司，更多是我和管理团队—我们是不是真的下决心大干一场？”现在，米尔纳认为DST所投三家公司的创始人“都很有使命感，希望极大改变人们做事的方式。这样的人并不多”。　　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是，身为投资者的米尔纳从来不用名片，并将自己的Facebook主页隐私设置成最严格的—据说他在上面只有50多个好友。整个DST的官方网站上也只有一个蓝色的LOGO和一个邮件地址。看上去，奉行晚期投资的米尔纳和DST希望自己在“远处”看到目标再迅速长途奔袭而去，不太愿意被找上门的交易打扰。　　中国自然有很多庞大的目标能被看见，遗憾的是它们大多已经上市，DST惯常的投资方法难以施展。可以肯定的是，米尔纳来中国的次数比外界想象的更多，最早一次可追溯至2003年。过去8年间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其印象深刻：“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公司规模都变得很大，开始具有全球化雄心和思维。” 当被本刊问及是否找到适合中国的投资方法时，对中国主要互联网公司名字如数家珍的米尔纳非常肯定地回答“是的”，但不愿透露具体情况：“我来中国也都是见人、看公司。必须先建立起联系，而这需要时间。有合作伙伴总比没有好。”而当提及Mail.ru时，他将其描述为俄罗斯的“腾讯+盛大+网易+搜狐”。显而易见，除了抢占美国互联网制高点，极其勤奋的米尔纳也已完成了他的中国互联网初步教育。接下来，有理由期待更多让人击节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