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天价告记者：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2009年9月22日，每到上班时刻，浩浩荡荡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向富士康厂区，甚是壮观。 本报记者　郭现中　摄2006年8月28日相关报道。　　关键词：天价索赔　　两篇富士康员工“超时加班”的报道，引来两张索赔共计3000万元的法院传票；一个市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司，状告两个身家不过几十万元的记者；无数篇铺天盖地的报道，换来一纸撤销诉讼的声明。2006年，一场炒得沸沸扬扬的“大鲸鱼状告小虾米”诉讼案在 IT界和新闻界掀起轩然大波。　　报道惹出麻烦，记者被索赔3000万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没有想到，她采写的两篇报道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麻烦，房产被查封、存款被冻结、对方向她索赔2000万。　　2006 年6月15日和22日，《第一财经日报》(下简称《一财》)刊发了记者王佑的两篇报道，揭露台湾首富郭台铭在大陆投资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深圳的工厂普遍存在工人“超时加班”问题。富士康认为报道不实，侵害其名誉权，其法人鸿富锦公司7月初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王佑和《一财》编委翁宝，索赔3000万元，其中王佑2000万元，翁宝1000万元，并提出财产保全请求，法院查封了两人的房产、汽车和存款。这是中国大陆有史以来向媒体索赔金额最高的名誉侵权案，也是首例越过报社直接起诉记者并查封记者私有财产的案件。　　富士康在起诉理由中称，该报道未经调查核实，与事实严重不符。多处使用了“逃离”“特殊管理”“残酷”“乱窜”等明显带有侮辱、贬损性语言，对原告员工的工作环境妄加贬损性的评论。使广大读者对原告及其经营的“富士康” 品牌产生了重大的误解，造成原告社会评价严重降低，在业界造成极坏的影响。　　从“超时加班”到“血汗工厂”　　2006 年6月15日《一财》刊发王佑的第一篇报道《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以一名富士康普通员工的口述实录形式，揭露了长期以来该集团在深圳代工厂所雇用的20万员工中间，普遍存在的超时加班及公司工资等管理制度存在一定弊端等事实。王佑表示，采访过程中，她通过网络渠道联系采访了多名富士康员工，有完整的采访记录；还向富士康集团外联部确认了核心事实，根据外联部工作人员的口述录音，进一步修改了文章。　　巧合的是，当年6月14日，各大网站转载了英国《星期日邮报》的文章《苹果中国代工厂探秘：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300》，文章就是以富士康为背景。很多网站把两篇文章一起做了专题，更有网站把富士康称为“血汗工厂”。　　富士康随后在深圳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一些主流媒体公开工厂现状，其间，多家媒体进行了追踪报道。　　“编委会经过讨论，决定派王佑再作跟进报道。”翁宝说。2006年6月22日，《一财》又刊发了《富士康离职员工：底薪很低福利很好》。6月30日，富士康两位代表到《一财》约谈翁宝和王佑，“他们说报道让他们很被动，希望我们不要继续。”王佑表示，“但是没有对文章的真实性提出相关质疑”。　　翁宝说，双方此次谈话氛围是愉快的，“我们还约了再次见面，但是双方日程没安排好”。　　记者私人财产突遭法院查封　　翁宝和王佑都没有想到，双方没有再次会面，迎接他们的却是诉讼、巨额赔偿诉求和财产被查封。　　当年7月3日，富士康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一份民事诉状，将《一财》采写上述报道的记者王佑以及该报一名编委翁宝列为被告，而未直接起诉报社。该诉状要求法院判令《一财》停止刊发对其名誉侵权的报道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还要求被告补偿富士康方面因名誉受损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翁宝和王佑因此分别被要求赔偿1000万元和2000万元给原告。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疆界”致信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希望乔布斯能够说服iPod代工厂商富士康撤销对《一财》两名记者的诉讼。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表示要了解真实情况，维护记者权利。　　意外的是，近两个月后，事件有了戏剧性的转折。2006年8月30日晚，富士康密会当事记者，索赔降为一元，并追加《第一财经日报》社为被告。9月3日下午，富士康科技集团与《一财》发表联合声明，富士康宣布撤销对《一财》诉讼，双方互致歉意。　　隐情　　媒体和富士康合演一场闹剧？　　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整件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硬，确实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　　据悉，富士康之所以一意孤行要告两个记者，正是这位掌门人的授意，这位台湾首富面对“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的指责也是置之不理。　　而双方握手言和，令不少关注此事的人觉得转折过大，甚至有称这次的握手言和的结果非常的暧昧，既互相吹捧又语焉不详，令人猜疑。怀疑这一闹剧就是媒体和富士康合体导演的结果。　　2004 年，时任台湾《工商时报》记者旷文琪因报导一篇关于鸿海与英特尔平台相关的产业新闻，被鸿海公司于当年4月底以索赔3000万元向法院申请冻结其名下资产与薪资。8个月后，鸿海与《工商时报》达成协议，撤回诉讼。事后，郭董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告记者只是为了求真相，用了创新的方法，并称，“这虽然是第一次，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假如　　制造心的话题转移人们视听　　“劳工门”事件的产生，更多体现出了对大陆劳动法律法规的蔑视和对员工包括劳动权和休息权，尤其按劳索酬权利的不尊重。而对于富士康天价起诉媒体记者，更显示了其对媒体监督权和知情权的一种漠视。　　假如，事发后富士康能及时进行自检自查媒体报道的情况。如果有，企业不回避不推脱，尽快出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与地方政府和工会组织及时沟通，列出整改方案。　　再假如，富士康能与媒体积极沟通，本着坦诚的态度告知最新事件发展动态和企业的应对措施。如果媒体有不实报道存在，则以成熟恰当的方式进行表达，以使合作关系不受危机事件影响。　　一场持续两个月的闹剧偃旗息鼓，为什么富士康对这两篇报道如此愤怒，我们并不清楚。财大气粗的企业不缺智囊团，危机公关的战术除了声泪俱下也可以高调的愤怒：也许是杀一儆百，也许是声东击西。　　富士康拔出了剑，显然本意不是仅仅恐吓两个记者，既然
曝光不可避免，事件已经发生，不如掀起更大的波澜，用新闻来制造新闻。而且，是制造出更热的话题来转移人们视听，各大媒体更是自告奋勇加入了这场战争。当更多的人去关注那件极不对称的诉讼案风起云涌的时候，就渐渐淡忘了“劳工门”事件本身。当富士康和《一财》握手言和的那一刻，可以换个角度说，富士康仅以向两个人道歉的较小成本，获得了社会的原谅。　　本报记者 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