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晨报讯 腐败高官一批批落马，“表叔”、“房叔”浮出水面，2012年网络反腐狂欢年过后，代表委员对于网络反腐有何评价与期待？
省政协委员芮必峰
网络反腐缺乏监管规范
“网络有草根性，它几乎可以无处不达，制度反腐很难触碰到的地方，网络可以把它"请"到阳光下。”
芮必峰
“网络有草根性，它几乎可以无处不达，制度反腐很难触碰到的地方，网络可以把它"请"到阳光下。”对于网络反腐，芮必峰表示，自己的态度是“亦喜亦忧”。
所谓喜，在于越来越多的网民将目光投向公共领域。“微博是网络反腐的生力军，我们把2012年叫做微博反腐年。”芮必峰说，一个来源于不知名ID的微博，也能很快受到舆论关注，从“表叔”到“房叔”，再到“房婶”，微博反腐泥沙俱下，揪出了腐败官员。
网络反腐火爆之下，也让芮必峰有所隐忧。
“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网络反腐寄予了太大的希望。这恰能说明，我们的制度反腐还有待健全。”芮必峰说。
“传统媒体、网络媒体，都是舆论监督的一种，但它们不能唱主角，而应该是制度反腐的一个补充。”芮必峰说，网络反腐常常伴有情绪化、不实事求是、不专业等“硬伤”，也缺乏相应的监管规范。
“回过头来看，很多案例被曝光的原因都是私人恩怨。举报者、被举报者之间有利害关系。”芮必峰表示，由非专业的“自媒体”来承担反腐，显然并不合适。通过“人肉搜索”、“情人举报”既可以拉官员落马，也有可能会造成“误伤”。“合肥版"艳照门"事件就是个这样"误伤"的案例。”
芮必峰表示，现有的法律，应当被用以规范网络反腐。与此同时，为新媒体“量身定做”的法律法规，也应当及早出台。最终，反腐还需要回归制度。
省政协委员韩东亚
庸官比贪官更可怕
“事实上，纪委牵头办的案件，比网络反腐的数量要多。”有着纪检方面工作经验的省政协委员韩东亚告诉晨报记者，网络反腐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主要还是由于纪委主办的贪腐案件，大多数只在党内进行了公开，暂未进入公众视野。
韩东亚认为，同官员腐败问题相比，更可怕的是不作为，“庸官比贪官更可怕”。
“一些干部官员，占着位置不办事，怎么办？多可怕！”韩东亚认为，在提倡廉政的同时，还需要更多地关注“勤政”，“鼓励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省人大代表张光勇
网络反腐还不是主流
听到记者说网络反腐问题，省人大代表、宣城市旌德县委书记张光勇表示：“网络反腐只是一种形式，但不主流”。
这几年因为网络曝光导致官员落马的事件还不少，这说明网络反腐还是挺重要的，但是毕竟不主流。张光勇说，网络上曝光了，也需要纪委去介入和调查。
网络反腐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反腐制度上的缺失，“两院报告中提到过去5年内因为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6000多人，这个数据远远超过过去5年通过网络反腐的人数，其中厅级以上干部29人”，但这些数据中，通过网络反腐发现的数量可能并没有那么多，只是网络传播影响力较大而已。
省人大代表钱丽萍：
网络反腐是把“双刃剑”
这几年通过网络反腐，的确是有官员落网，但网络反腐绝对不是中坚力量。钱丽萍如此评价网络反腐。
“因为网络举报或曝光，纪委介入调查，最后官员落马”，这可能是网络反腐的路线，但网络反腐有着偶然性，若是反腐工作全靠网络，那就太有戏剧性了。
“网络的传播能力非常强大，网络反腐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成功反腐的同时可能也会让其他一些官员"躺着也中枪"，网络反腐的出现以及成功，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政府没做好自己的事情。”
“网络反腐是让老百姓去反腐，这就挺奇怪的，在老百姓心目中记住的可能都是网络反腐中落马的官员。网络反腐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敲响了警钟，政府需要细化法律法规，加大反腐力度才行。”
反腐支招
张东安：
公务车应该禁止购买进口车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
现在我看一些地方的公务用车，越买越好。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韩国，支持使用国产车？
我觉得，公务用车可以禁止购买进口车！
官员领导干部公务用车，如果坐地方车，又节约经费，又鼓励民族企业成长。这也是对自己民族的一种自豪感和尊重。
曾经我把这个建议向省里领导说过，也得到了赞同。但是，有的部门工作人员和我交流时说“咱们国产车不够好，有些地方还不够过关”。
这个我不同意。任何新东西，开始都是不够完善的，只有支持它，才能促进它的不断成长和改进。
我希望，安徽的公务用车、领导用车，能够首先用起江淮、奇瑞车！
李昌勤：
组织干部旁听腐败案件庭审现场
省人大代表、上海铁路局合肥火车站党委书记
高级干部腐败，造成很坏很恶劣的影响。但是，除了查处腐败人员，检法系统同样应该具有教育义务。
这样的教育，应该要触及灵魂。
我认为，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廉政教育不仅是思想教育、学法知法，还要组织干部和家属子女去监狱感受“一天一地”的感觉。
应该组织领导干部们去旁听腐败案件的庭审现场，让他们体会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的状态。而不是仅仅是“经常说”、“反复说”，那样反而就慢慢疲沓了。
吴锐：
人大代表可定期在社区听民意
省人大代表、安徽省众城集团董事长
我去新加坡考察时，看到领导会定期到社区与居民聊天、了解情况。我觉得，人大代表也可以在社区设立工作联系室，建立民意直通渠道。
老百姓可能有些民生意见、腐败举报，却不知到哪里投诉，那么，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人大代表固定在周末过去“坐班”，为百姓上传民意。
在这样的过程中，人大代表自己要有够足的正能量，而通过建立这个机制，可以把群众遇到的不公、腐败、违法违规向各个部门反映，增加对腐败的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