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是认清城市水患的风险分布特性与演变趋向，明确责任，整合和统筹力量，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
7 月21日，天幕扯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暴雨让北京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在半天的时间里即变成了“泽国”，截至《财经国家周刊》发稿时公布的数字，北京这场大暴雨造成77人死亡，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查得知，目前，北京市仅有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公共区的排水管线达到5年一遇雨水的标准，即满足56毫米/小时的降雨量；城六区普遍为1年一遇，个别区域按照3年一遇的标准建设，即可以经受36毫米/小时至45毫米/小时的降雨量。
近几年，北京最大降雨量已经达到70毫米/小时，远高于设计标准，这也是北京市近年来几次极端降雨，造成排水系统几近失效的主要原因。
北京的地下管网怎么了？
低标准理念
“这场大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设计标准。”“7 21”特大暴雨过后，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潘安君表示，“北京的排水设施是针对"经济可行、科学合理"的原则建设的。”
事实上，在我国城市中，北京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并不低。查询住建部2011年发布的《室外排水设计规范》，其对“重现期”的规定是一般地区应采用1-3年，重要干道、重要地区或短期积水即能引起较严重后果的地区为3-5年，特别重要地区可采用10年或以上的标准。
“重现期”为水文概念，即雨水管道的设计是以多少年一遇的暴雨流量为根据。据了解，这一规范共经过了1987年、1997年、2006年和2011年四个版本。2006年的版本要求一般地区重现期下限由0.5年提高到1年；而在更早版本中，重现期为0.5年，甚至还有0.25年、0.33年，制订之初允许道路上存在积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王浩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资金等因素，基础市政的建设标准普遍较低，当时不仅在北京，全国范围内也都缺乏修建经验，只能采用当时的设计理念和技术理论，基本是能省则省、越省越好，满足当时的需求就行，而不是像国外重视安全性和长远性。
类似的观念也在路桥建设上有所体现。业内人士举例说，下凹式立交桥只需要300米长，配上雨水泵站的全部成本不到500万元。如果让水自然流入河道，需采取上跃式方案，考虑到驾驶方便，还需要建得平缓，这样，桥长至少需要1公里，但成本大概需要上千万元。
逢雨必淹的莲花桥地区，原本就是河网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又挖了下沉式的桥，每次雨水来袭后，顺着雨篦子流到桥下的蓄水池内，经杂物过滤后，被抽升到附近的河道里。
经过几十年的改造升级，北京市的排水系统标准已经达到国标，但雨量大时，还会出现大量积水排不出去的问题。北京市水利学会高级工程师李裕宏介绍说，即使配备泵站加以引导，应付能力也存在局限，大部分泵站的标准是2到3年一遇，如果降雨大于排水标准，积水超过了泵站的高度，电力设备可能被淹，水泵被迫关闭，桥下的积水还是难以处理。
因此，每当暴雨来临，众多下凹式立交桥变成了恐怖的大池塘，2004年领衔是机场高速的“咽喉”迎宾桥、2007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北三环主路安华桥、2012年引发聚焦的则是二环内的主干道广渠门桥。
据目击者描述，7月21日晚，广渠门桥周边多个井盖被顶开，水从下水井喷涌而出，这意味着护城河在倒灌，流回路面并迅速聚集于该区域的最低点广渠门的铁路桥下，仅半个小时的时间，即成一片汪洋。约4米深的积水很快将多辆小汽车吞没，1人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培军将水患的原因归咎于，规划没有考虑到大城市布局、与自然地理格局没有协调好。经过几场大雨的验证，积水严重处都是改变了原有的水系网。如果在城市系统规划上缺乏整体考虑，并不能根治城市水患。
快速扩张的后果
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在汛期频繁遭遇内涝的问题上，北京同样不能回避空间扩张、硬覆盖加剧、人口膨胀等城市化建设的通病。
以北京的四环路为例，2001年建成时两侧一片荒凉，蜂拥而上的土地开发在管网的设计和建造方面，很少会考虑其上下游及整体连接；同时，现有排水设施标准滞后于道路建设规模或完全依赖周边县管、乡管的中小河道，致使道路下游无排水出路。
2007年汛期，北三环安华桥两度被淹，是由于桥区西北角附近多年施工产生的泥浆，将排水管道基本堵死，导致附近的雨水不能从地下排走，从而形成地面径流；同时，桥区周边的大型楼体致使雨水不能自然渗透地表，而是从硬化地面一直流到低洼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介绍，现在北京超过80%的路面被混凝土、沥青等不透水材料覆盖，雨水无法渗透到土壤里，只能通过管网排走，进排速度不成比例，即会形成大面积滞涝。
“专用排水管线很难得到保证，这也是一个问题。”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近几年，北京兴建许多楼层高、体积大的建筑，使雨水的汇聚呈自然增多的状态，他们在日常检查中发现，有的楼盘未按标准新建排水设施、或是排水管线太细无法对接市政排水管，导致雨水只能引到路面的排水管线，致使附近桥区汇水面积增大。
“7 21”暴雨中，同是积水重灾区的立水桥南亦属此类情况，众多高楼大厦前停靠的小轿车浸泡在水中无法行驶，有的干脆变成了“潜水艇”四处漂移。“这一带楼宇林立、人员密集，早已经城市化了，可还是按照城郊农村的状况进行排水设计。”
有排水人员表示，若对下水道进行责权划分的话，城市道路下面的都归市政负责，商业楼宇、居民社区内的应由开发商建设、物业部门维护。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李海燕曾做过调查，北京市约一半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径的10%至50%。在外来人口集中的城中村和棚户区中，不少排水口被包装废纸、烟头杂物堵塞的现象极为严重，有些井中的杂物和井篦子形成了平面，排疏功能基本作废。
除此之外，北京交通建设大范围启动，施工挖掘的基坑、开挖的竖井日益增多，这些破土建设不仅容易破坏原有的排水系统，有不少都是穿越或者临近行洪河道，极易形成新的积水点，给汛期带来不小的隐患。一旦出现问题，整个城区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
反观二环内老城区的管网，尽管不少地方连一年一遇的标准都达不到，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清年代，但却鲜见积水现象。北京排水集团管网部副部长田志勇介绍说，滞水或许有，但难见积水有其历史原因，当初的管网铺设和城市建设几乎同步进行。北京二环路内最初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那时基本上是整块儿的荒地，在上面直接进行整体规划，不涉及拆迁等多重因素，效果肯定要比之后分期规划和补丁式改造好很多。”
北京市水务局排水处副处长熊建新则表示，目前明清时代遗留的旧沟约有近百公里长，主要分布在地面格局变化不大的皇城根周围，对他们的改造以明渠改暗沟或加上盖板为多，尽管有些设施属于古董级别，但是并不妨碍排水。
据调查，故宫、天坛、正阳门等多数古建筑，都在地面留有了不同式样的泄水口，但在地下的管网却是别有一番洞天。在排涝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护城河，管道大小有10多米宽、3米多高，可以并排开汽车，但是这类管道在北京其他地方几乎找寻不到。
“此外，一些位于老城区的胡同受到新建筑群的夹击，旧有管网压力顿时增大，加剧了渗漏的可能，却想修不能修，只能发现一处补一处。”熊建新说。
资金并非掣肘
北京市水务局的多位领导坦承，北京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总体标准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世界级城市相比，还存在差距，特别是近几年的洪涝暴露出基础设施存在的欠账，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
差距不仅体现在观念上、资金上，更体现在运行机制上和管理手段上。王浩院士分析：“从少积一点水到完全不积水，资金投入呈几何倍数增长，也是颇为费时费力的工作。目前我们的城市路网规划及功能结构早已定型，如果想追赶国外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关的投资不啻于天文数字。”
据了解，受到地下有害气体的侵扰、液体介质的腐蚀以及地面压力加剧，以往采用的混凝土管，不到50年便会出现破裂和损坏的情况。如果管道仅是进行查看、清淤、冲洗等基本维护，每公里的费用在6万元以上，而现有的8000多公里管网年维护费用就有5亿多元。即使不涉及拆迁等客观因素，如果对管网采取改造和新建的方式，一公里的成本就上升到十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
也有专家认为，北京的财力还算雄厚，目前限制排水设施发展的并非资金压力，而是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地下空间更多的留给了电力、通信等直接关系到GDP的公共设施，像下水道这种花钱多、短期内难以见效的工程，留有的空间太少太小。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环境与市政所副所长佟庆远表示，当前排水管网研究和工程的最大掣肘在于，管网信息化不够系统，影响信息的有效共享和使用。
作为排水管网系统的行业管理部门北京市水务局，在2004年5月刚刚成立，他们并不负责工程的开发，而先前的业务领域完全集中在江湖河道及农村水利工事上。
2010年初，北京市发布消息称，将对全市排水管网进行普查，一份数据详尽的空间数据库将在10月完成。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并未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位于北京市西四环和西五环之间的田村路上，有一处400米长的低洼路段，先后坐落着101铁路桥和3米高的下沉式京门铁路桥，从2006年起，这里每年汛期都会积水断路。今年7月21日，工人们连续工作了15个小时才把水抽干。记者了解到，该地区属于城乡结合部，自2006年以来，各部门各管一摊、交叉作业，而不是共同经营或规划某一项内容，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 “城市防洪是一个复杂系统，但目前缺少统一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王浩院士认为，城市快速发展使地下空间不断被占据，难于满足排水系统升级；排水管网建设还分属在市政、排水、环保、电力、通讯等不同部门，没有统一协调的机构统一规划、建设，当务之急是认清城市水患的风险分布特性与演变趋向，明确责任，整合力量。”
李裕宏则建议相关部门着手制作电子数值模型，将“7 21”暴雨的中心移植到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北京市城中心，运算城中心排水系统的承受度，河道水位，预测会出现的灾情程度。在此科学运算基础上全面调整改造排水系统，做好城市应急预案。
王浩院士、北京市气象局总工程师兼首席预报员孙继松呼吁，中国应借鉴国外防城市内涝法律的立法经验，制定城市排涝标准，引导和协调各建设单位的规划、设计和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