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成都改革突围：局限来自劳资关系等三因素

花钱的改革容易做，需要协调、需要出力的改革很难做。总体看，我们的市场化改革需要突围　　文/党国英　　从效率、平等和稳定三个角度看以往30年全国改革和发展总的形势，成绩是显著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否则，我们就会怀疑改革开放的意义所在。但是，我们的局面远不太平。　　从国民经济效率看，形势已很让人忧虑。多年促进经济增长的“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已很难持续发挥作用，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国有大企业在国内竞争中称雄，私营经济的空间仍受到挤压。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长期得不到突破，以致要素市场的结构性问题相当严重。　　从社会平等构建的角度看，我们在公共财政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劳资关系的调整方面建树不够，而后者才是决定社会利益分配的基础性因素。中国劳动者普遍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劳动保护付之阙如，以致中国GDP增长对就业拉动的作用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相应经济发展时期的水平。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我国虽然已经产生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过去那种“压力型”社会稳定模式正在发生转化，但这种转化的基础尚未形成。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有序推进民主制度，发育横向联系的社会组织，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增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围绕以上三个目标深化改革，难度并不小。花钱的改革容易做，需要协调、需要出力的改革很难做。总体看，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处在“途中”，产品市场的机制基本建立了，要素市场的机制还没有确立。改革需要突围。　　重庆和成都综合改革给我们提供了希望。他们的改革确实有很大进展。　　两座城市都在要素市场扩大方面有显著成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机制建立了，农民市民化的通道打开了，这为提高经济效率创造了条件。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统一，在政府规划和用途管制下推进，促成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成都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确立了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的制度，为全国解决这个难题树立了典范。成都的农村人口布局调整还增加了耕地面积，打破了目前国内“土地过度城市化、人口半城市化”的困境。　　重庆制定了农民变市民的时间表，而成都则一举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重庆通过除恶打黑增进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社会稳定水平有了提高。成都则通过一系列惠民工程改善了政府服务，使成都成为国内公认的宜居城市。　　我当然不认为重庆和成都的改革已经十分完美。例如，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统一以后，土地市场的运行还可以简化，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专业农户的居住方式是不是强调集中，也值得探索；涉及农民权利转让情形时，确保农民自愿原则的实行如何制度化也需要探索；中央政府曾提倡“净地出让”的做法，可解决开发商“强拆”问题，也值得一试。这些方面都应予以重视。　　重庆和成都的改革方案绝非是“拍脑门子”的结果。他们的改革固然和地方主要领导人的政治素养有关系，但不要忽视他们所依赖的智囊团队的作用。据我了解，重庆和成都的政策研究室以及市辖社会科学院，都有一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坚定信念的学者，他们对改革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学界对重庆、成都改革的讨论已相当深入，两座城市的具体做法也已经为人们所逐渐熟知，这里不必一一赘述。当然，引起争议的做法也有。我以为，如果放在更大背景下去看待，也许我们会多一些理解。　　中国的改革要从长计议。长远看，重庆和成都目前的改革不免有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有来自地方政府自身局限性的因素。一些重要的改革，单靠地方一己之力，很容易陷入腾挪失矩之局。中国在转型过渡期，需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处理好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以解决基本民生问题；二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解决纵向分权问题；三是处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增进社会公平，完善民主政治。　　我希望这三个关系的调整分别用10年、20年、30年的时间段来完成。调整要一步一步来；不做不行，做急了也不行。光靠地方政府不行，中央政府也要行动。最近流行一个词语，叫做“顶层设计”，我以为是有意义的。重庆、成都的改革有了一个良好开局，如何在更大范围积极而稳妥地推广一些地方的成功做法与有益探索，需要中央政府设计与决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　　一个文艺处长的“唱读讲传”　　在　　2009年4月调到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之前，徐朝对文艺几乎一无所知。在他的印象里，文艺处应该“画个画，弹个琴”。　　报到后知道，这份工作主要是组织“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　　当时，在重庆这片有着红色传统的土地上，“唱读讲传”已全面开花：继2008年6月30日以一场“迎‘七一’歌咏会”拉开唱红歌的序幕后，2008年12月，重庆市委宣传部、西南大学编辑出版了《读点经典》第一辑，标志着“读经典”活动正式启动。2009年3月31日，重庆市委宣传部和该市文联举办首场故事会，“讲故事”活动启动。2009年4月28日，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相关部门举办“红岩颂——第二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标志着全市“传箴言”活动正式启动。　　经过了半年的学习，徐朝正式上路。他有两项工作：一是对“唱读讲传”进行统筹——“唱读讲传”的组织分散在四个部门：唱红歌由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和市文广局牵头；读经典由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管；讲故事的牵头人是重庆市文联的故事办；传箴言则由互联网新闻管理研究中心组织。“所谓统筹，就是备案和协调。”　　徐朝的另一项工作是组织大型活动。所谓“大型”，主要指的是人数多。“一般每场演出有三四千人。由于是集体性节目，有时候演员的人数跟观众的人数差不多。”　　接到任务以后，徐朝的第一件事是策划。就是决定上哪些节目，以及这些节目怎样排序。上的节目要跟活动的主题相关，还要考虑不同观众的口味要求。“香港人来了，我要考虑《共产党宣言》他们能不能接受，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他们无疑是可以接受的。渝恰会的人来了，有很多老外，就可以选择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现在‘菜’多了，能够满足很多人的口味。”　　接下来，徐朝要开几个会：第一个会，把演出单位召集来，布置任务；第二个会，把主办单位、灯光音响、安全保卫、消防、卫生保障的都喊来，协调工作；第三个会，是给观众开会，提一些要求。　　徐朝说，他还要注意一些细节风险。“比如字幕和背景。如果讲抗美援朝，背景放的是美国大兵在阿富汗的照片，这不是要命嘛！”　　有时排练，他还会带上自己不到9岁的孩子。耳濡目染，小家伙已能背诵多首革命诗词。前些日子，重庆卫视春晚排练，妻子带孩子前去观摩，回来后孩子说，“不如‘唱读讲传’。”　　让徐朝他们最苦恼的是人总是来不齐。“今天这个没来，明天那个没来。一个排练两次就能通过的节目，有时候要排练五六次。”1月21日下午，重庆市委宣传部在地下一层排练《接过雷锋的枪》，演员站位完毕后，他们发现：主演“雷锋”没来。　　合唱的指挥王宗琼从1998年开始组建重庆市国土局的合唱队。“唱读讲传”开始后，她接到了很多合唱队的邀请，现在，她同时是4个合唱队的指挥，包括一个监狱的合唱队。　　重庆市委宣传部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重庆市累积开展一定规模的传唱活动15.5万场，参与市民超过9088万人次；开展经典诵读5.8万场，参与市民1964万人次；举行一定规模的故事会9.5万场；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1.7亿多条次，参与用户1.8亿人次。　　重庆市委宣传部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重庆市民对“唱读讲传”的参与率达到93.4%。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在很多公开场合说，“唱读讲传”是为了弘扬主流价值观。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社会学学者分析说，“利益产生博弈，博弈导致多元化。而作为多元化的一个方向，个人主义在近些年蓬勃发展，这是人们在竞争中彷徨无助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个人主义是对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消解，甚至可能导致对立。这导致社会控制的成本大大增加。”　　在2009年9月全国教育系统“祖国万岁”歌咏活动现场，薄熙来说，“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我特别喜欢大合唱。因为当人们激情洋溢、热情澎湃之时，往往语言表达不了，一定要尽情地唱出来，而且一定要齐唱、合唱！”　　“大合唱的过程，还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它可以培养集体意识、合作的意识。”徐朝说。　　“唱读讲传”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在重庆市“打黑”活动中，70%实名举报。有人分析说，重庆人在唱红歌中重新找回了“大无畏精神”。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韩永 刘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