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刘晓人：天使大哥如何沦落为集资狂人

钟闻　　“从一开始，这就是个局。”　　最近在一场由浙江大学EMBA中心发起的聚会上，一位创投界“混迹”多年的胡姓圈内人表示，对于刘晓人的“失足”，他甚是惋惜。　　6月10日，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批捕刘晓人。逮捕令认定：犯罪嫌疑人刘晓人以经营红鼎创投为名，虚构集资用途，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明知没有偿还能力而对外大量骗取资金，用于支付高额借款利息、购买房产及汽车等，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警方透露，据刘晓人交代，几年来他累计集资2.1527亿元，无法偿还集资款1.9757亿多元。　　1965年生于浙江昌化上溪村的刘晓人，字“捨得”，号“唐昌石缘”，好收藏。在集资事件爆发之前，作为杭州红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被业界称为“中国民间创投第一人”。圈内人称“天使大哥”，亦有人称“农民天使投资人”。　　无奈的自首　　在上述聚会的讨论中，刘晓人“生意失败——做资金掮客——进军创投集资”的路线图依稀可见，胡先生称，如果刘晓人不是因为遇到金融危机，企业资金链断裂的话，其集资之路或许还将延续下去。　　“是不是非法集资我们不能评价，但刘晓人事发前被人逼债是不争的事实。”胡先生表示，正是因为逼债，才使得刘晓人走投无路，不得不选择自首。　　今年最早的一次实质性“逼债”发生在4月份——4月29日，浙江省德清县城关法院突然收到一纸诉状，德清当地著名的企业家姚财康起诉刘晓人借贷1980万元不能按期归还。自此，刘晓人民间借贷开始浮出水面。　　“1980万仅仅是公开的，有消息称刘晓人在姚财康处的借款达到近4000万元，连本带息超过了5000万元。”浙江民间一创投机构的负责人赵先生对CBN记者说。不过该数额没有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证实，警方也没有对此细节进行认定。　　“逼债”发生后，经过多次商量，姚财康同意刘晓人分期还款，5月4日上午8点，刘晓人到德清县城关法院签署调解书，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分期还清姚财康1980万元的借款，这一事件似乎就到此结束。　　让刘晓人意想不到的是，5月4日下午，他意外遭遇另一债主逼债，甚至被“堵在了一个房间里”，直至警察来了才解围。　　2009年5月4日，刘晓人知道风暴即将来临，在经过几个小时思考后，他选择了自首。　　警方透露，据刘晓人交代，几年来其资金大致有三个去向：大部分用于支付高额利息，目前来看刘晓人支付民间资金的利率每月高达5%~6%；购买房产、汽车等资产；用于红鼎创投的项目投资。　　“刘晓人用于创投的项目投资资金很少，应该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窟窿。”赵先生认为，创业投资只是刘晓人集资的一个幌子，他集资的去向有待查清，“不过，很可能都作为利息付出去了。”　　集资还是创投？　　“刘晓人情商很高，尤其是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他的起家也是如此。”胡先生并不掩饰其对刘晓人的评价。　　刘晓人在浙江德清起家，16岁丧母，17岁顶替父职进入供销系统，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刘晓人在镇上准备开一家根雕厂，因为缺乏资金，他说服粮食局会计挪用国家粮食收购款700万元，不料第二年根雕厂严重亏损，刘晓人经过多方筹措才还了400万元，结果，参与挪用公款的会计被判刑，刘晓人也险些遭遇牢狱之灾。　　根雕厂的亏损，几乎让刘晓人倾家荡产，不得已，他到当地一个工厂打工，但刘晓人注定不会打工太久，2000年左右，他承包了德清县城一个酒店大堂里的茶座，4年后，他又开了一个茶楼。　　“在刘晓人的有心经营下，茶楼没几年就成了德清县商人的集散地，在这个茶楼里，因为洞悉了商人之间的临时拆借，头脑灵活的刘晓人迅速成长为一个资金掮客。”胡先生说。　　到了2006年，刘晓人已成长为一个能够调动上千万资金的中介，这一年7月，红鼎创投正式成立，注册资金3000万元，分3年到账，这是浙江首家由自然人出资兴办的民营创投公司，随后，刘晓人的“天使投资”第一人名声鹊起。　　浙江的创投潮此间开始涌起，在红鼎创投成立前的2006年3月份，由温州商人林阿信发起的首华创投正式注册，当年11月份，第一笔3000万元资金到位，钱主要来自他旗下实业公司及其他上海温州商会成员。随后，浙江草根创投企业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浙江省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到了2007年，浙江登记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相关中介机构超过30家，风险投资资本30多亿元；累计投资项目近500个，累计投资金额达16亿元以上。　　赵先生坦承，在浙江，很多创投公司都是由借贷发展而来。在企业草创期，大部分浙商都通过向亲朋好友借款，或者通过几个合伙人筹资的方式来筹集资金，而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几家企业把钱筹集起来，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相互借贷，“草根型创投”就应运而生。　　“刘晓人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由于公司成立时间早，加上他在各种场合的高调亮相，很多人都乐意借钱给他。”胡先生说，刘晓人搭上了创投后，民间融资的规模就开始被无限放大。　　“刘晓人不是正规地在运作，他集资来的钱，几乎没有从公司账户走过，这种混乱的财务状况注定其必然会失败。”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钱梁对CBN记者表示。　　钱梁表示，从创投本身的管理模式看，外资与本土创投之间的差异化很明显，受国内法律环境的限制，超过80%的本土创投都采取了公司制的组织形式，而外资几乎清一色以有限合伙制进行融资、投资、管理和决策。“这就使得内资创投的决策者的权力被无限制放大，尤其是对于资金的调拨，决策者是一把抓的，而在国外，这些流程都是分开的，尤其是财务方面。”　　“不过，该来的还是要来。”胡先生认为，刘晓人到底将会以何种罪名被起诉，这还要看法院的认定，“在民间金融异常发达的浙江，有时候民间融资和非法集资真的很难界定，尤其是搭上了创投，或许更加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