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整治不良游戏功夫在游戏外

整治不良游戏，功夫在游戏外　　文/佘宗明　　欲治“偷菜”瘾，不应机械地从游戏本身着手，而要消弭游戏狂热背后的社会土壤，改良民众的心灵环境。　　“偷菜”游戏的风靡，让公共生活遭遇了不少现实性尴尬：老板抱怨白领员工们“上班偷懒玩偷菜”，丈夫厌烦老婆“玩物丧志不顾家”，尤为离谱的是，甘肃天水市李女士深受误导，竟真偷邻居家的菜来。许多文化学者更是痛心疾首，从某种意义上讲，“偷菜”负面影响高过了“偷窃”。　　“偷菜”无助于智力开发，这观点并不偏颇。但“无法启迪思维”的实用逻辑，显然没法为取缔找出合理依据。同是“纯属简单操作”，怎么不禁俄罗斯方块等小游戏呢？说到底，取消意图源自于“偷菜”的社会影响。　　“偷菜”的各种操作很简单，不像许多网络游戏，具备多强的刺激性和难度，它能红火，就在于它迎合了人们在枯燥生活中的放松和轻度娱乐需求。　　弗洛依德有个“游戏宣泄理论”：“游戏是被压抑欲望的一种替代行为”。人们痴迷于“偷菜”，何尝不是对积久成疾的欲望的宣泄呢？生活的重压，逼得都市人们迷惘而压抑，唯有游戏社区里廉价的“惬意和成就感”。　　所以，用消除或改善游戏本身，作为治“偷菜”瘾的解颐之计，显然作用有限。即便治得了“偷菜”瘾，终究会有新的“瘾”替代，被人们业余及工作时间所垂青。　　不缓解现实空间里的重压与疲倦，不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治“游戏瘾”只能是纸上谈兵。当现实生活露出“贫瘠”的底色时，“偷菜”只是一个暂供逃遁的避所，能供应廉价的欢笑，却肥沃不了真实的精神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