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在知识信息爆炸,竞争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面对下岗失业,股市起伏,金融风暴,读书考试,传统家庭模式受到猛烈冲击……不少人感到“力不从心”,失眠头痛、烦燥、精神抑郁等等。很
多人时常这样诉说:“活得真累”。这种累是过度疲劳。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说: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
近年来,过劳死在许多行业中频繁发生,其中,IT行业这些高科技精英过劳死的现象尤为引人关注。此前,很多机构都曾针对我国中青年科研骨干过劳死进行过调查,虽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现实生活中,导致科技精英过劳死的压力因素确实普遍存在。
首先是社会责任的压力。
在中国,虽然没有任何用人单位可以要求科研人员、学者或教授延长工作时间,但实际上,为了在特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任务,许多人的工作时间都大大超过国家法定的8小时,有的甚至经常超过1倍以上。在这一群体中,“通宵达旦”拼命工作的现象并不罕见。
有人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的学术界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个中青年科研骨干,为了当上教授或者博导,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做出科研成果,还必须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或学术专著并带上十几个研究生。长期地加班工作熬干了他们的生命。也有人说,精英们的努力只是为了名誉、地位和金钱。
但是,这样的评价显然并不公正。对大多数科研人员来说,如果没有来自内部的动力,即对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理想的更高追求,他们不可能如此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今天的中国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了巨大的创造空间。科研人员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和重用。科研条件在改善,物质生活在提高,科研成果备受国家重视。因此,总有人会选择那些具有挑战性、开创性的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如,面对公共卫生危机,面对艾滋病的蔓延,中国该怎么应对?社会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学家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可谓责无旁贷。不管再累再忙,也要深入调研,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因为这是涉及国家和民众健康的大事,他们有责任奉献自己的才智。可以说,这种责任不是自设的,而是社会的必然要求。
其次是人际关系的压力。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经济行为的个体性和为人处世的非个性化形成了极端的讽刺。中国的文化历来不注重个体的独立性,而看重整体的关系制约性。如果一个中青年科研骨干不顾及周围人们的感觉,纵然他的进步和成就并没有损害别人,甚至还给大家带来了间接的利益,但因为这个人没有直接注重相互关系的协调,也难免会遭到妒忌或非议。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种人,他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很高的声誉,但在本单位却倍受冷落,就是因为他周围的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但通常的情况是,要在事业拼搏的同时搞好周围的人际关系,常常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当这两种压力结合起来,过度透支生命就成为一种难以回避的结果。
第三是社会评价的压力。
科学家、学者和教授作为在整个社会中有远见、有头脑的阶层,自然被社会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中,他们也被要求比普通人更有见识,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水准等等。这一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不是被要求遵守社会规则的底线,而是要达到一种更高的要求。如此,他们就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表现更良好的社会公德。
有人说,目前中国科技界的精英至少肩挑“四担”:探求科学内在本质、担负国家战略责任、管理组织同行以及家庭责任,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懈怠。这一切,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不期然中悄悄降落于他们身上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过劳死”更确切的定义应该是:“超负荷压力的积累所导致的生命和谐运动的萎缩。”因为,生命不仅仅在于运动,更在于和谐运动。
当外界压力、工作负荷超过了人正常的承受范围,或者思维活动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生命健康的和谐就会遭到破坏。这种破坏持续时间一长,就会让生命的和谐运动萎缩,导致生理病变,最后引发猝死。所以,从制度层面把科学家、学者和教授从压力中解脱出来,建构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是真正结束该群体“过劳死”悲剧发生的终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