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杨澜热带雨林之恋

巴菲特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在中国慈善界掀起风云、自己由衷称赞“她是最棒的”主持人，二十年前，如何起航自己生命中那艘驶向自由、希望、阳光的“爱”的热气球。　　在经历了种种人生的旖旎及磨蚀之后，她终于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将慈善由“一时兴起的善心”变为长期的、可持续的自觉行为。　　如今，驾驶着这艘载满自由、希望、阳光的“爱”的热气球，她巡游于中国慈善和公益的“热带雨林”，无比优雅、淡定。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统筹 | 朱敏 采访 | 吴金豪 朱敏 执笔　　这个在中国慈善界掀起风云、巴菲特由衷称赞“她是最棒的”主持人，会是如何起航自己生命中那艘驶向自由、希望、阳光的“爱”的热气球？　　主文：如果·爱　　巴菲特呡了一口咖啡，觉得有点苦，才想起忘了放糖。5分钟前，他在会场认真听完了希拉里的致辞，刚出来透透气。谁知身边不断有人簇拥过来，与之攀谈。　　这是美国华盛顿卡内基美隆大礼堂，财富杂志主办的2010最具影响力女性峰会的茶歇时间。身边的“巴迷”“巴粉”，并不是那些向老巴取经的资本市场投资者，而是一个个光彩照人、自信十足的女性领袖。　　要论受到这些女性领袖青睐的程度，就连出席峰会的奥巴马总统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如巴菲特；而希拉里在致辞当中，上来就是“女士们，巴菲特”，而非常规的“女士们，先生们”。　　巴菲特80岁了，这个西部大叔模样的小老头，依然是那样的精神矍铄。面对女性领袖们的热情，他一边不慌不忙地跟她们友好地打着招呼，一边跟离自己最近的几个人开心地聊了起来。尽管身边不少人他还叫不上名字，但这不妨碍他谈她们感兴趣的话题。　　这时，有位身着一袭白色套装的东方丽人，微笑着向他招手致意。巴菲特微微一顿，扶了扶眼镜，高兴地点头回应。　　他当然认出她来了，只不过没想到这么快又能见面。一周前，他远赴北京，同比尔·盖茨一道，与中国富人们吃了一顿以慈善为主题的晚宴，就是受她和盖茨基金会的邀请。就是这场在中国刮起了一阵慈善旋风的“巴比晚宴”，同时也由她担任的主持人，其真诚亲切又不乏内涵、轻松愉悦又令人回味的主持风格，给在座的中外名流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通过这次中国之行，巴菲特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慈善。　　“杨澜，”巴菲特放下咖啡杯，指着她，向身旁的人介绍这位来自中国的嘉宾，“在我参加的慈善活动中，她是最棒的。”　　巴菲特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在中国慈善界掀起风云、自己由衷称赞“她是最棒的”主持人，二十年前，如何起航自己生命中那艘驶向自由、希望、阳光的“爱”的热气球。　　01 自由·爱　　亲身拥抱世界、奔向自由的机会就要来了，谁能不动心呢。渴望突破的杨澜，选择了激流勇退。多少年以后，“爱”成为她的一项事业追求，慈善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1990年，一档名为“正大综艺”的央视节目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主持人。一个长相并不惹眼的长发女孩进入了面试。主考官告诉女孩，节目希望找一个新面孔，最好是纯情一点的。女孩却直言不讳地跟主考官说：“电视台为什么一找主持人，就要纯情型的？我们缺少的是干练的职业女性形象。”　　一旁的老师和同学，都替眼前这个自作主张的女孩捏了把汗。主考官却笑了笑，再次看了看了手里面试人的有关资料：杨澜，北京外国语学院大四学生……　　后面的故事，也许大家都知道：又经过了一轮轮的筛选、复试，一波三折之后，她最终在一千多人里胜出，成为受人艳羡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先后与姜昆和赵忠祥搭档。“在那段时间里，磨砺出的我的一切，都是日后我拼搏的资本。”回忆自己在央视主持的经历时，杨澜说道。　　实际上，“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同样发生在她的身上。正式登台主持节目前，杨澜也曾受过外貌歧视，以至于第六次试镜时，还处于“被考虑的范围之列”。当时她又气又恼，回到家里对着镜子不停地照，突然觉得自己长得真的很丑。妈妈见女儿沮丧，前来安慰，说她只是眼睛长得小了点，其他一切都好，“眼睛小就小点，又不是牛的眼睛，要那么大干嘛？”于是在最后关头，杨澜向节目组导演说：“我不是很漂亮，但我很有气质。”　　今天谁也不能否认，作为职业女性的典范，杨澜的知性魅力独一无二。她的气质，决然有别于活泼、热辣、妩媚，而是温婉、优雅、大方等关键词；她与通常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女强人”并不搭调，而是个实实在在称得上内外兼修的“强女人”。至今她依然坚信，作为主持人，不一定非得漂亮，而女人的头脑更重要。　　“爱是love，爱是amour，爱是rak，爱是爱心，爱是love，爱是人类最美好的语言，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伴随一曲《爱的奉献》的动人旋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杨澜以清纯自然的主持风格，在大江南北迅速走红，成为人们一项不可磨灭的记忆。而多少年以后，“爱”成为杨澜的一项事业追求，慈善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1993年底，泰国正大集团总裁、华裔企业家谢国民来到大陆，和杨澜一块吃饭。一个是《正大综艺》赞助方的老总，一个是这档央视最火的综艺栏目的主持人。　　“杨澜，你有没有想过去国外深造呀？我觉得你很有潜力。”谢国民问道。　　“我要留学去了，节目岂不是没有主持人了？”杨澜开玩笑地说。　　“我认为节目没有人重要。”谢国民很认真地回答她，“只要你考取一个好的名牌大学，我就赞助你，给你学费。”　　“你对我有什么要求，要什么回报，是不是需要我毕业以后为你工作？”　　“不需要。我帮助过许多年轻人去国外留学，我觉得你是一个人才，应该给你这样的机会……”　　尽管《正大综艺》节目向国人打开的是一扇解读世界的窗口，那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人们也耳熟能详，但对年轻人而言，亲身拥抱世界、奔向自由的机会就要来了，谁能不动心呢。渴望突破的杨澜，选择了激流勇退。　　第二年，她一纸辞呈离开央视，远赴大洋彼岸，攻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的硕士学位。留学的业余时间里，杨澜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杨澜视线》，通过这个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专题节目，杨澜第一次以独立的眼光看世界。　　在纽约，杨澜最大的收获是爱情，她遇到了自己的先生吴征(微博)。作为事业和生活上的伙伴，在为杨澜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和事业空间方面，吴征可谓居功至伟。他总是鼓励妻子尝试新的东西：“宁可在尝试中失败，也不能在保守中成功。”　　02 希望·爱　　“公益慈善事业需要爱，但我不认为爱天生就有，爱不仅是一种意愿，更是一种能力。公益慈善组织自身要有‘造血’的功能，而非仅仅依靠外界的‘输血’”　　至今，杨澜依然感激资助自己出国留学的谢国明，正是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让她拥有了一段精彩的飞行。在内心深处，这也是她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慈善的力量。后来，杨澜和先生吴征在美国大学连续3年设立了一份奖学金，专门帮助大陆出去的大学生，负责一名学生的生活费和学费。“我通过这种方式，也算是回报谢先生。”　　按照她自己的说法，留学美国期间，自己已开始零星地参与一点公益慈善的事。接受《中国慈善家》的最新专访时，杨澜特别提起：“我在美国上研究生院的时候呢，有时候给一点小钱给一些慈善机构，比如说救助非洲的儿童啊，等等的，我就会经常受到他们的回馈，‘我们在非洲的哪个国家、哪个村庄又建立了一个小学啊’，有照片，有图片啊，就让你觉得自己的捐助是产生了效果的，就是这种回馈特别及时。”　　真正被当作杨澜在国内接触公益慈善事业的时间，则是1997年。这一年，回国后的杨澜加盟了刚刚成立的凤凰卫视中文台。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请她做一部片子的义务主持人。杨澜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已经听说了国内的“希望工程”，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给她留有深刻的印象，加上留学归国的杨澜很想重新融入社会，她同意了与“希望工程”的合作，主持一部“中华成语故事”系列片。　　尽管工作比较简单，但这次的合作让杨澜看到了做慈善事业的艰辛，从筹建资金、制作节目、发行，到联系各种机构和人，大量的工作都由该项目的几个人去完成。不久以后，杨澜的《凭海临风》发行了，她毫不犹豫地将第一笔稿费30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从此，杨澜与公益结下了不解之缘，拥有了优美的慈善起点。　　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希望工程”，杨澜跑到大别山等地去采访，做了一组介绍“希望工程”的电视专题片，并邀请联合国的有关官员来中国考察“希望工程”。这次行动让杨澜再一次体会到做一项慈善活动的艰难，工作人员不但要跑到偏远的山区或农村踩点找位置，还要与当地县政府、村委会等层层机构协商，最后，慈善组织的生存还是一个要面对的难题。　　“让我吃惊的是，希望工程的生存居然是依靠银行利息！他们把在银行周转资金的利息用来做行政费用，太艰难了。”杨澜因此开始关注慈善组织的生存之道。如今她已对“公益慈善”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公益慈善事业需要爱，但我不认为爱天生就有，爱不仅是一种意愿，更是一种能力。公益慈善组织自身要有‘造血’的功能，而非仅仅依靠外界的‘输血’。”　　“触慈”之后，只要在报纸上看到别人遇到难处后，杨澜和先生吴征就会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曾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上海有一家人，丈夫去世后妻子又下岗了，孩子因此交不起学费。吴征随后打电话给报社记者要地址，又到这家人家里给了一些钱。过了一段时间，吴征建议杨澜陪他一起去看望他帮助的那对母子，女主人非常感激他们，她给杨澜的孩子织了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裤，杨澜让两个孩子都穿过这身衣裳，觉得心里很暖，很温馨。　　有个江苏女孩患重病生命垂危，付不起几万元的医药费，得知后，夫妇俩帮女孩付了医药费。后来朱军邀请杨澜去做《艺术人生》，节目中他们请来了杨澜帮助过的这个女孩，她已经完全站起来了。杨澜感动不已，“我慢慢尝到了做慈善的甜头。”　　她还做过很多公益活动的形象大使。其中，曾两次作为申奥大使代表中国申请奥运会的主办权。后一次是2001年，她为申奥演讲做了充分的准备，特别是自己的陈述词。为了这四分钟的演讲，杨澜翻阅大量国外知名人士的演讲稿，并和一个澳大利亚专家一起研究了语言上的问题。对当天的穿着，她也费了一番心思，“我们有个设计师为代表团设计了一套服装，我也出了点主意，我希望是西式外套，里边是一件改良的短款旗袍。不过颜色和款式都是设计师定的。一头短发很清爽，很端庄。”杨澜回忆道。　　03 阳光·爱　　从最初感动了就捐钱，到设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呼吁制度化建设，她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将慈善由“一时兴起的善心”变为长期的、可持续的自觉行为　　在慈善之路上，杨澜越走越远。2003年，她担任董事局主席的“阳光文化”向教育和文化事业投入人民币3830万元，从而在2004年“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中名列第六。　　2005年，好友艺术家陈逸飞猝然离世，由于对财产未能留下一份明确的遗嘱，引起家属之间的争执。“中国大多数第一代富裕起来的人都还没有考虑到怎样理性地处理财产的问题。”杨澜说，“财富永远都是社会的，不是一定要我们的子子孙孙去消耗，而且这样的传递之后财富不一定就是造福，也有造孽的。”她和丈夫决定，既然是迟早要做的事情，还不如当下就做。　　当年7月，杨澜与丈夫吴征宣布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2006年4月，“阳光文化基金会”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审批，获得公益机构的资质。基金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办事机构，关注点集中在改善教育和扶贫帮困两个领域。　　从最初感动了就捐钱，帮助零星的贫困者，到辞去阳光媒体投资集团董事会主席等职务，转而设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对杨澜而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她在国际传媒界的朋友中很多人都设有自己的基金会，从事某些比较专业和长期的慈善捐助，甚至有些人的家族基金会已有两三代的传统了。这无疑也给了她很大启发。　　在经历了种种人生的旖旎及磨蚀之后，今天的杨澜，已经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将慈善由“一时兴起的善心”变为长期的、可持续的自觉行为。对于中国的慈善现状，杨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在她看来，中国的慈善事业需要的是一套科学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　　2003年，杨澜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对慈善事业提出大量制度层面上的建议。她交出的第一个提案是《完善中国民间非营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杨澜曾多次在两会上提交“慈善立法”和“慈善日建立”的提案，后来组建的“阳光文化基金会”的目的也是要把爱心和感情冲动变成一种更加理性的选择。　　她虽然洞察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种种漏洞，但依然愿意用慈善的方式，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能及时得到帮助。　　在政协提案中，杨澜建议政府应该鼓励民间非营利性机构的成立，“在法律程度上给予便利，这是财富重新分配，建立和谐社会的方式”。同时她认为慈善机构不是一个政府衙门，应该懂得商业运行的基本规则。在杨澜的计划中，不但要将慈善持之以恒，还要针对中国目前慈善事业的现状，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那些不科学的动作方式和模式。　　杨澜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现在，只要做了和慈善事业有关的工作，她就会回家详细向孩子们“汇报”，告诉他们慈善的意义。每次孩子们也会为母亲做的事情而骄傲。　　而这种母亲身份，反过来也影响了她对慈善项目的选择。2007年9月6日，阳光文化基金正式启动艺术教育公益项目“阳光下成长——与芭蕾共舞”。这是一次把芭蕾艺术嫁接到慈善事业上的尝试。阳光文化基金会出资35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多所工读学校中选取了北京劲松六中、海淀寄读学校为资助对象，由中央芭蕾舞团的专业老师从中选出70名学生参加为时半年的芭蕾舞课程专业培训。杨澜以一个母亲的视角解释到：“当一个孩子有审美意识，对他一生懂得自尊、友爱与团结都有帮助。”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两天后，杨澜个人出资30万元，启动开展“关爱孤儿行动”，与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一起设立“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专项基金”，以协助相关部门安排灾区孤儿现阶段的基本生活、灾后的心理辅导和长期抚养教育。“这些孩子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但是不能失去母爱。”杨澜呼吁，“我特别希望这个行动得到更多女性朋友的参与，给失去母亲的孩子们送去母爱。”　　在慈善和公益领域，杨澜发现，从业女性比例非常高。她的确不是孤身奋战。从地球村发起人廖晓义，绿家园创建者汪永晨，再到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谢丽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精英进入慈善领域。“我不知道这在社会学上怎么解释。可能男性在商业社会追求成功的压力比较大，而女性会偏重于对自己愿望的追求，更有精力做让自己开心的事。”　　与杨澜
对话，不啻是一次优雅的思想之旅。从她和善、得体甚至不乏风趣的现场表现，到思维缜密的侃侃而谈，不难看出：这既是位满怀热忱的行动者，更是位勤勉智睿的思考者。2010年，她参与发起并主持的“巴比晚宴”，更是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理性思考，民政部慈善司前司长、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称之为“汶川地震后中国慈善发展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04 尾声　　“这也正是乘坐热气球的魅力所在：有控制的可能性，又保留了不确定性，所以比任何精确设定的飞行，都来得刺激”　　曾经有一次乘热气球，让杨澜感叹，人生飘忽于定与不定之间。“热气球的操作员能做的，只是调整气球的高度以捕捉不同的风向，而气球的具体航线和落点，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也正是乘坐热气球的魅力所在：有控制的可能性，又保留了不确定性，所以比任何精确设定的飞行，都来得刺激。”(“热气球”理论——杨澜的人生观)　　今天，她以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阐述慈善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她认为，中国的慈善和公益就像是一座“热带雨林”，需要非常丰富的物种。但现在物种还相对比较单一，整体的环境也不是特别地富有养分，包括从法律的机制到监督的机制，到各个机构自身的筹款能力、执行能力包括宣传和鼓动的能力都参差不齐。“从我个人或者我们一个基金会很薄弱的力量来说，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来做一两件事。”杨澜说道。(“热带雨林”理论——杨澜的慈善观)　　驾驶着一艘载满自由、希望、阳光的“爱”的热气球，她巡游于中国慈善和公益的“热带雨林”，无比优雅、淡定。　　像一个热带雨林，必须有乔木、灌木、藤条、花、草、最重要的是要有土壤、雨水、空气，所以现在我们的慈善制度还是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如果制度建立的更加完善，花会更香、树会更绿　　自述：这是一片慈善的“热带雨林”　　自述 | 杨澜 整理 | 司坤　　慈善雨林的生态观　　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一个多元化、快速发展的格局。除了要有政府的法律法规、社会服务体系外，熟悉本地情况、运作快速高效、源于社区服务社区的慈善公益组织，以及支持和影响这些组织的慈善公益环境显得格外重要。　　80年代的法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美国长期以来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不同的是，法国的民众和政治体制还是期待着比较强势的政府，当密特朗当上总统以后，宣布法国需要创建非常多的非营利的部门。正如密特朗所说，“政府无法向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人民的需求各种各样，与本地情况高度相关，我们需要非营利部门来帮助我们。而这句话对今天的中国也是适用的。”　　在中国，政府是强势的，拥有着最多的社会资源，不能否认这样的一种机制在社会动员方面以及持续经济的推动方面，包括中长期的社会发展规划方面都有着非常良好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的公益机构，我们的草根的慈善机构无法取得充分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就像热带雨林一样，有乔木、灌木、藤条、花、草、各种各样需要帮助的人群，形形色色基于社区、提供公益服务的组织，同时这些物种的繁荣又受到阳光、土壤和雨水的影响。　　目前，中国公益事业所处的环境有三大特点：空间大，物种稀缺，个体能力弱。这个热带雨林发展成长的空间，拥有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但有很大的空间是否就意味着有繁茂的热带雨林，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并非如此。美国现在有1100多万个非营利组织，涉及的领域非常复杂，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业人口达到900万人，而我国的慈善组织大概是30多万个，从业人员2万人。此外，在公益资源的分配上，多数公益组织、慈善行为都集中在教育、扶贫、救灾等几个较为热门的领域。　　“热带雨林”需多样化　　我国慈善这一热带雨林的“物种”还是相对稀缺。不仅稀缺，物种的层次也比较简单，在一线做实事的组织多些，而做观察思考与评估，做能力建设、机构支持，倡导与影响的组织相对匮乏。　　这种公益组织种类稀缺、物种层次简单，体现出的脆弱性令人担忧。即使是这些相对稀缺的物种，也因为种种原因，在组织机构建设、服务于社区的能力上还有很大的不足，在公信力、工作效率、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上还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改善和提升的空间。　　公益组织除了自身需要健康成长之外，更需要有土壤、雨水与空气的问题，比如有政府的制度建设，公众对慈善公益的认识程度等。只有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才能够让更多的慈善力量、更多的爱心焕发出来，切切实实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　　2005年，我们注册成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努力用一种理性成熟的方式将慈善变为长期的、可持续的自觉行为。五年来，阳光文化基金会在公益这样一个不见天的热带雨林，究竟怎么做才能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什么是我们擅长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可以最大程度的用好我们的资源与经验，体现出我们的应责力？　　我认为核心在于“阳光慈善”：一是要做慈善公益的支持性环境建设；另一层含义是要促进慈善公益组织的专业化与透明化。也就是说，我们要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成为土壤，成为雨水，成为阳光，让雨林中有更丰富的物种，生机蓬勃。而且我们希望这些物种，是专业化、透明化、有效率、有公信力的公益组织，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一起来探索慈善公益领域的支持性环境。用好的机制与环境，吸引优秀的人才，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　　看到抛物线的另一头　　去年的9月29号，比尔·盖茨和阳光文化基金会举行了一次聚会。这次聚会中国的企业家和著名的慈善家超过90位。当大家的兴奋点还在捐不捐、捐多少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抛物线的另一头——捐给谁？怎么捐？这是盖茨先生、巴菲特先生此次中国行给我们带来的最有价值的思考。　　善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可能出于各种目的从事慈善，过多地纠缠动机，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意义。重要的是，慈善不是某一群人、某一个阶层的专利，而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种生活方式。卡内基曾经说过：财富应该回馈给社会。他也说过：在神圣的慈善外衣下漫不经心地胡乱挥霍的百万富翁比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实际上是他们制造了乞丐。　　在中国民间财富积累不过三十年的今天，企业家可以有多种方式回馈社会，不应以“裸捐”作为道德要求。比这更重要的是：捐给谁？怎么捐？如何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并做到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呼唤中国《慈善法》的早日出台，呼唤专业性更高的公益机构及全民参与的社会氛围。　　慈善要趁早　　传统思维通常是在退休或临终前才会考虑捐献和做慈善，巴菲特先生与盖茨先生用实践告诉我们，何时做慈善都不嫌晚，但越早开始越好。　　盖茨先生说：“当你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时候，你更容易找到好的团队，并有精力去打造一个健康运行的机构。”巴菲特先生也说：“希望在有生之年把我的捐赠花掉，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后别人会如何理解我们的遗嘱，能否替我们实现某种社会理想。”　　巴菲特先生说，他每五年修改一次遗嘱，每次都与自己的三个孩子充分讨论。“做慈善应该让一家人团结得更亲密，而不是让大家产生矛盾，所以我为三个孩子每人设立了一个基金会，给与他们同样的捐赠，以免他们产生矛盾。”盖茨先生补充说：“虽然我的孩子们还小，我也打算这么做。”　　对话杨澜　　“不必愤愤不平，也不必急于表白。其实不用太长时间，也许只有几年，随着社会公众的认识程度的提升，时间将会检验出一个人是否真心在做事”　　“做慈善，我是尝到甜头啦”　　文 | 吴金豪 朱敏　　中国慈善需要职业经理人　　《中国慈善家》：你当年留学美国期间，对国外的公益慈善氛围感受如何？对比中国的慈善状况，会不会特别惊讶？　　杨澜：海外经历对我很有参考价值。我发现海外的慈善机构多如牛毛，从资助医学研究和科学开发到研究疾病治疗，非常多元。与之相比，国内的差距很大。首先是种类的差距太大。中国成规模的基金会非常少，援救助的对象和慈善项目的种类也少。另外，募款的方式少，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募款方式。第三是跟捐助者的沟通不够及时。　　《中国慈善家》：国内慈善机构的反馈很少。　　杨澜：对。国外的回馈特别及时。我在美国上研究生的时候，曾捐款给一个救助非洲儿童的慈善机构，之后就经常收到他们的回馈，比如他们在非洲的哪个国家的哪个村庄建立了一个小学等等，还配有照片和图片，让你觉得自己的捐助产生了效果。而国内通常是捐出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　　《中国慈善家》：在具体的理念、机制方面，有没有类似感触？　　杨澜：在国外，做慈善也可以有职业规划和收入，这是我过去没想到的。以前我觉得做慈善就是义务性的，所以，有些慈善晚会请我做主持，我总是觉得应该无偿参与。但我惊讶地发现，美国有很多终身专职做慈善的人，他们以此养家糊口，并将之当做一个非常自豪的职业。　　我觉得，中国慈善需要职业经理人。比如我们的阳光文化基金也有专业的基金和慈善项目管理者，我要求他们有商业社会的成功经历，这样才有效率，对效果的评估意识才更强。当然也要付给他们一定的工资，虽然不如商业机构那么高。这些都是我在理念上的触动。　　《中国慈善家》：如果不拿工资的话，这些帮助别人的人可能三年之后，同样沦为被救助的对象了，因为不可持续！　　杨澜：对。而且不拿钱的时候，通常就不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么认真负责。这是人性的自然反应。所以，慈善事业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应该注重培养职业经理人。　　创新地去做事，就一定会有非议　　《中国慈善家》：你14年的慈善之路上，是否有过伤心、生气或者气馁的时候？　　杨澜：没有。这14年中，通过做慈善，我认识了很多真诚的朋友。当你怀着一颗诚恳的心做慈善，就会交到很多真心朋友。我跟这些朋友的友谊基础非常纯粹，所以，这种朋友才做得长，不会有利益冲突。　　比如做环保的奚志农，比如徐永光，比如红十字会的郭长江、王汝鹏。跟这些人在一起，友谊特别长久，彼此的尊重和欣赏也很长久。　　《中国慈善家》：在中国做慈善，往往会遭到质疑，甚至是诛心之论。上期杂志中我们梳理了中国慈善“十大年度人物”，你好像是里面为数不多的没有遭受过质疑的。　　杨澜：是吗？我还算幸运，大家都比较信任我。其实我也有过受质疑的时候，比如我们决定拿出自己公司一半的股权来做慈善基金时，就有人说，这股权怎么能做呢？好像必须要现金才能做慈善一样。实际上，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是以股权作为慈善基金会的捐资。现在大家在这方面的意识已经比较全面了。但2005年我刚做的时候，很多人还不能接受。　　《中国慈善家》：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杨澜：我认为，只要创新地去做事，就一定会遭到非议，但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像永光在2003、2004年就受到过很大的压力，曹德旺(专栏)先生也一样，都是做了好事却遭到非议。我的经验是：不必愤愤不平，也不必急于表白，其实不用太长时间，也许只有几年，随着社会公众的认识程度的提升，时间将会检验出一个人是否真心在做事。　　《中国慈善家》：可能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杨澜：还有就是，做比较理性、可持续的慈善基础的建造和打造时，就不如救灾和扶贫之类的事情受关注度高，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度就会有点不够。有时当我在筹款的时候，人家就会问：啊，你怎么没去扛麻袋啊？没有到哪儿去发放水啊，粮食啊？因为大家对于慈善的理解还停留在救灾的层面，对于那些比较理性、可持续的机构的支持，以及环境的建设，大家的理解度就不高。　　所以，从社会资源的凝聚力来说，一开始我会觉得挺难，主要靠自己的身份来维持和做这些慈善项目。但慢慢地，特别是随着“巴比晚宴”的举行，整个社会对慈善的认识深了一层，大家考虑的，不再仅仅是捐不捐的问题，而是捐给谁和怎么捐的问题。我认为，这反映出社会和大众的认识都逐渐开始趋于理性。　　没有什么事比它更值　　《中国慈善家》：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你，用14年时间，投入这么多精力去做慈善？毕竟你不是职业慈善从业人员。　　杨澜：我觉得我是尝到甜头啦。所谓的成功和财富，无非是大家的个人价值需要得到承认。对我来说，做慈善也是使个人价值得到承认的一种方式，这种承认感令人很快乐。一个人不需要多么高尚地做慈善，真正爱自己的人也会爱别人，因为你在其中得到了一种价值的肯定。　　《中国慈善家》：尝到甜头啦！有具体的事例吗？　　杨澜：比如我们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先生从报纸上看到一对下岗夫妇的孩子缺少几千块钱学费，就代表我俩送去了两万块钱。后来我也去看过这个下岗女工。听说我刚刚做了妈妈，她就用市场上最常见但质量很好的蓝色毛线，给我的婴儿织了小衣服和小裤子，还很贴心地把小裤子做成开裆裤。由此我感觉，慈善绝不是施舍或给予，而是一种双向的、心和心的平等沟通。　　在这之后，我还把第一笔稿费，大概30万左右，捐给了希望工程。还有一次捐款，上海团市委想搞一个捐赠仪式，让这些孩子们从我手里领奖学金。我跟我先生商量以后，拒绝了这种方式，因为感觉这种方式可能会让孩子产生一种不好的感受，最后还是直接把钱给了孩子们的家庭。　　其实，我们只是想证明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价值。也许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因为你做的一点点事情而让一个生命重新有了生活的勇气更让人满足的了，这种满足感不是能用节目收视率去衡量比较的。　　《中国慈善家》：你在传媒界、商界、公益界同时做这么多事情，你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特别忙。你在事业、家庭、公益之间是怎样协调的？这可能是那么多粉丝最佩服你的一点。　　杨澜：这其实并不难。刚开始我常常帮助慈善基金会做事。成立了自己的专项基金之后，我特别看重聘请专业的管理人。现在我们公司的管理人，一方面由公司的员工担任，另外我也邀请了哥大的校友，他们是专门学公益管理的，比如高广深老师。他们做慈善有理论、有实践、有爱心，我特别放心。　　“巴比晚宴”的诞生源于信任　　《中国慈善家》：关于“巴比晚宴”的缘起，外界一直语焉不详，只有请你亲自道出原委了。　　杨澜：2009年，我和比尔·盖茨先生吃过一顿晚饭，相互交流了一下彼此做慈善的理念。我告诉他我在做中国的公益管理者教育，开展对慈善家的培训，他很感兴趣，后来他的基金会开始跟我不断沟通，相互了解，最后决定将我们作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举办“巴比晚宴”。　　《中国慈善家》：当时没有想到会产生这么巨大的社会影响吧？　　杨澜：我一开始就告诉比尔·盖茨先生，在中国做慈善不是简单的捐赠承诺的问题，它还涉及到捐赠的环境和运作机构的效率。美国和欧洲都已经有了非常完备的社会机构和体系，能很好地使用善款，而在中国，懂得有效使用善款的机构不多。所以，如果达不到很好的社会效益，还不如让资金留在企业里，这样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巴菲特先生很同意我的分析，所以我们没把基调定在怎样认捐，而是探讨怎样把慈善做得更好。　　这是我想坚持做下去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你近几年的“两会”提案都与慈善公益有关，2011年的提案会是什么？　　杨澜：我还没想好，所以不敢乱说。应该和民生问题相关吧。(注：本文采访时间为1月26日)　　《中国慈善家》：希望看到更多促进民生的“阳光”提案。我们关注到你去年的提案跟青少年成长有关。　　杨澜：对。而且我们直接操作的具体慈善项目，就是“阳光下成长”，主要是给缺少教育机会的青少年提供艺术教育。艺术是一种非常好的启迪心灵、疏导青少年情感表达、建立尊严和自信的方法。过去我们比较看重给孩子们提供基础教育，但艺术教育普遍缺乏，贫困地区的孩子往往就更缺这方面的修养。其实这是一个眼界问题，就像世博会，孩子们看到了一些东西，他们的小脑瓜里肯定会产生一些想象，对他们的人生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所以，从2007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做“阳光下成长”。　　2010年，我们刚刚做了慈善晚宴、慈善舞会，巴菲特先生也给我们发来视频，筹到了1300多万的款项。通过这些活动，大家对于慈善的多元性和可持续性的认识更加具体了。很多艺人和歌唱家，比如郝蕾、濮存昕、戴玉强和吕薇等，事后都给我发短信表示非常乐意做志愿者，我挺感动。　　《中国慈善家》：你未来的慈善行动应该是以你的基金会为依托了，那阳光文化基金会未来有怎样的规划？　　杨澜：实际上我们现在有点双轨制。一方面香港的基金会继续在运作，每年接受香港政府的督察和审核；另一方面，在内地我们和红基会合作，具备筹款的资格，同时也在红基会的监督和管理之下。　　我们有个最大特点：我们的项目都会邀请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比如清华大学和北师大这样的专业学术机构。我们觉得过去做慈善有点儿稀里糊涂，糊里糊涂地捐，糊里糊涂地用，缺乏效果评估。比如我们在一些乡村建了一些学校，但由于生源的流失，学校最后变成了养猪场。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开展项目时，会拿出一部分经费请专业的机构进行第三方的跟踪评估。　　《中国慈善家》：今后会更重视慈善机制的建设？　　杨澜：我觉得，这种慈善机制和行为方式的建立，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很有好处。比如，一些孩子接受艺术教育之后，到底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有没有效果？还有就是，在接受慈善培训之后，机构管理和治理结构有没有发生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自己进行反省，然后推动慈善行业发展。这是我想坚持做下去的事情。　　(本刊记者谢再红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