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离公司精神还很远

文/苏小和　　著名诗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独立阅读报告》发起人之一。出版《过坎》、《局限》、《自由引导奥康》、《逼着富人讲真话》、《启蒙时代》等著作，2种新书《仓惶人物志》《我们怎样阅读中国》即将出版。部分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案例库。　　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公司。　　陈晓终于熬不过黄光裕，离开了国美。让人大跌眼镜的情结是，黄家的人放出话来，说的是谢谢陈晓终于离职，可惜走得太迟了。　　这样的话听上去可谓恶狠狠!站在生意的层面，黄家的人义愤填膺，也算可以理解。不过，有些道理需要在这里陈明。比如有人马上就说了，这话太过于杀气腾腾，说明黄光裕的格局实在太小了，说明黄家的人可能到今天为止，仍然只是懂得赚钱，不懂得做公司。公司和赚钱之间，有些时候具有一致性，有些时候，作为一个现代组织的公司，可能不仅仅是赚钱。　　在陈晓曾经阶段性险胜黄光裕的时候，业内专业人士曾经是有过评论的。在公司的时代，商业的伦理价值，公司的文化价值，都是通过商业的手段来实现，而不能用伦理或者文化遮蔽商业本身，必须小心守住这样的场域划分。　　我深深地知道，伦理、契约对公司是多么重要，对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是多么重要！多少大学者如马克斯·韦伯、余英时都在这个领域皓首穷经。而我简单地提出这样的判断，显得是多么草率！　　我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内地小股东大多数支持黄光裕，而几乎所有的海外机构股东，都将筹码给了陈晓。这似乎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局面。我想说的是，内地好多有钱人也许仅仅有钱，并不懂公司的真正逻辑，而是习惯性地依靠一种模糊的江湖文化在行动。恕我直言，国内某些学者，似乎也是如此。　　所谓内地小股东，被誉为“三湘第一庄”的欧阳雪初，算是一个代表。他斥资2亿港元，购入1亿国美股份电器，力挺黄光裕，理由是“向传承数千年的商业伦理致敬”。我想知道，所谓传承数千年的商业伦理是什么？黄光裕身上的商业伦理又是什么？当欧阳雪初这么思考问题，太多更加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　　更有意思的是，严介和(微博 专栏)说，黄光裕事件，主要原因就是大多数外聘的职业经理人不能忠于企业。为什么曾国藩要用湘军？就像我之前的太平洋为何用老乡。　　并不是仅仅只有这些内地的小股东才选择站在黄光裕这一边，我看到我的朋友赵晓、王育琨(微博 专栏)也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伦理的层面、民族产业的层面发声。要知道，赵晓老师是名满江湖的经济学家，而王育琨，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管理学家，一个在本土文化的营养里找动力的好学者。　　黄陈国美之争，本来是一个商业事件，没想到却引起众声喧哗，这是我事前没有想到的。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一个企业发展技术层面的纠纷。撇开黄光裕已经显现的商业错误不说，黄本是草根创业型人才，他已经不太适应真正现代大公司的发展。他的职责，是当好大股东，而绝不是核心管理者。　　我以为人们忘记了一个前提，国美已经是一个公众公司，它的股权格局肯定是一个不断渐变的过程，不断社会化、扁平化、公众化的过程。随着国美的发展，黄光裕的股权比例和操控权会越来越小，谁都阻挡不住。没有陈晓，以后会有张晓，不认识这一点，就只能拿所谓的伦理说事。这是典型的中国思维。　　我的观点很简单，基本上，支持黄光裕的人，和当时反对朱新礼把汇源卖给可口可乐的人差不多，我称之为商业民粹主义者。　　我想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理念，正是公司的概念。公司，作为今天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场域之一，开放，是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可以这么说，开放既是公司得以发展的动力，也是公司发展的结果。我们还可以说，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公司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个人发家致富的工具，或者只是国家寻求富强的通道之一。这是一种狭窄的历史观，一种由实用理性主导的思维定式。遍观这个世界上风起云涌的公司版图，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今天的公司，既是一种实用理性，也是一种价值理性；既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生活；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　　我不得不再次用一种抒情的姿态陈述一个事实，作为中国人，尤其是内地的中国人，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司。在解决历史学的方法论之后，如何把经济学的思考、管理学的思考带到我们的公司思考里，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功课。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曾经有以下陈述：　　“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企业家比尔·盖茨，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而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关于现代公司如何成功的最感性的经济学描述，抑或是关于比尔·盖茨成功密码的最理性的分析。　　在不完全的视野内，我愿意把这样的指标作为我考察中国公司的基本的经济学模型。　　而在管理学的层面上，我们的方法问题一样存在误区。很多人辛辛苦苦的商业行为，似乎只是想告诉人们怎么去赚钱，如此，便失去了更加有价值的思考。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价值所在：如何评价30年来的中国本土公司，是一件比较为难的事情。众所周知，如果仅仅就时间来看，它的历史线条其实是很简单的，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大众的普遍模式：　　生意 → 厂家 → 营销 → 公司 → 品牌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所有的公司必然要走的商业之路，人们很容易就沿着这样的思维路径去发展，去演绎，并把此当成一家志存高远的大公司的不二法门。但德鲁克却不这样看，在那本著名的《公司的概念》中，德鲁克却将上述路径加以解构，并认为“公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一种人文组织”，“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把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机构”。　　德鲁克与大众的思维路径实在相去甚远，不过却为我们解读中国本土公司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视角，并帮助我们把中国公司看得更加透彻。　　有段时间，我几乎不读德鲁克的东西，因为他说的很多东西，一句话可以说完，但是却敷衍成了一本书，后来我发现这种理解比较肤浅。其实，德鲁克的意思大概是，人类社会从家族到民族，到国家，是这样一个组织的演变过程。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组织——公司。公司是把国家与国家的边缘模糊化的组织形态，今后人类未来主要的生活场域是公司，而不是国家、更不是民族。　　我是如此热爱公司这个名词！马克·罗伊在他的著作《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政治环境与公司影响》，对公司的力量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分析。在罗伊看来，一个自由的国家出现之前，必须要实现社会的和平稳定。不同的国家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这一目标，而那些比较好的途径，恰恰根植于企业以及企业形成过程中的所有权模式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前几日与学者秋风聊天，他也谈到，公司可能是能真正改变中国当下局促现实的建设性力量，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要有限得多。秋风的意思是鼓励我多进行一些企业的研究，多向企业家传播一些自由竞争的理念。我同意他的观点。　　其实，沿着这样的分析框架，我更加想表达的一个理念是，黄光裕陈晓国美之争，或许是一堂不可多得的针对中国人的现代公司启蒙课，既是一种商业方法的启蒙，也是一种商业价值观的启蒙，既是一种商业文明的启蒙，甚至还是一种民主博弈的启蒙。　　在这样的意义上，作为一个观察者，一个中国商业发展的在场者，我左手感谢黄光裕，右手感谢陈晓，是他们的商业征战，让这个古老的国家里蚂蚁一样汹涌的人群，朝着真正的公司时代迈进了一大步。尽管黄光裕是退步了，但看热闹的人们却可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公司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