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发表不了的旧作，既是劳工社会学研究，也是商业模式研究。期间笔者到东莞走基层，采访过业内资深人士，对其产业链和商业模式作了一定程度上的调研。
富士康青年职工跳楼事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释，我曾经从“稻作性格”与“电玩性格”的角度进行过解释，在此不再详细解释。而前些日子我在参观过富士康之后，又发现了新的解释角度。
富士康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算得上是一个产业奇迹。在制造业领域，它的商业模式能够成功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它能够同时成为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苹果这些彼此间竞争极为激烈的企业的代工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移动通信领域的企业对商业机密的保护是非常看重的，一个企业的最新机型如果能够早一个月占领市场，对其竞争对手的杀伤将是致命的。业内几个巨头也是一直相互提防，相互刺探情报。而富士康居然能让几个死对头的产品在同一个工厂里生产出来，不得不承认其管理有独到之处。
而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在富士康调研之后发现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人的去社会化。郭台铭所进行的军事化管理，类似于毛泽东的“把支部建在连上”。这种管理模式，将每一个工人都变成一块砖，想往哪儿搬就往哪儿搬。在富士康工人自杀的同时期，广州本田曾经发生过罢工事件，在我看来这并不说明广州本田是一家坏企业，恰恰说明它更尊重人。那是因为在日式管理中，强调团队信任可以提高组织效率和战斗力，在二战中，日军就有把老乡编成连队的传统。广州本田企业里也是这样，因为日本管理者习惯于让同学同乡这些关系良好的人一起工作，这给他们提供了组织罢工的方便条件。反之，富士康则是有意识的年岁同乡，同学这样的人际纽带拆散，所以富士康员工绝不可能像广州本田那样组织罢工，只会有自杀这样极端式的个人反应。我在富士康清晰地感受到，每个工人都像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因为倒班的原因，甚至住在一个宿舍的人，平时都很少见面。因为切断了人与人之间横向的联系，自然任何个人即使在富士康里工作，要做商业间谍也很难，因为很难掌握整个生产流程，也能难了解其他生产线上的人在做什么?这样诺基亚,苹果，摩托罗拉这些相互竞争的企业就不用怕把订单交给富士康的时候，发生对竞争对手泄密了。这成就了富士康的奇迹，但它的负面效果也是明显的。
在解释自杀现象的著作中，涂尔干的《自杀论》是其中的翘楚。曾经有人将自杀归结于宗教、文化等原因，然而涂尔干分析到，自杀真正的原因是人的社会化程度太低。在他看来，人生的意义是在与社会的联系中确立的，一旦某个人感觉被群体孤立，呈现原子化的状态，其自杀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许多人自杀都是因为无法在社会的坐标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感觉不到存在的意义，因此以结束生命的方式逃避这种痛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富士康工人原子化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高自杀率。而在另一方面，这种特点也是富士康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富士康没有活跃的员工工会或是员工俱乐部这样的组织，所以工人之间缺乏横向联系，其社会关系呈现单质化的倾向，同宿舍的人甚至都相互不认识。这种特点使得富士康能够同时承接各大手机厂商的订单而不用担心走漏商业机密，这种要求是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企业所不能够达到的。郭台铭曾经在越南、巴西、印度等地方尝试过同样的模式，但都无法成功，因为这些地方的劳动力虽然丰富，但却无法适应这种单一的工作环境。推而广之，这种管理模式不仅是富士康的独到之处，也是中国经济模式运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像富士康一样类军事化管理的东莞
前段时间我和一位朋友到东莞旅行，我们都对东莞的色情行业很感兴趣。东莞的色情行业全国知名，据说遍地都是性工作者，有时候一条街上就有多家夜总会，相互之间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真正靠服务质量和口碑取胜。甚至东莞的色情行业都已经打出了一个著名品牌，叫“莞式服务”。我通过朋友关系，层层设法找到了一些在色情行业工作过的朋友，有“鸡头”，也有“失足妇女”，也有当地“贤达”，让人家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何以能成就“莞式服务”。按照他们的说法，莞式服务是指一种行业标准和其背后的一套组织系统。这意味着东莞的色情服务已经达到全世界领先的工业化标准化的程度，也就是说东莞的性工作者可以像流水线生产一样向顾客提供服务。
我听后非常咋舌。因为有些东西是容易标准化的，像肯德基的汉堡。天下的汉堡都是一个模样，需求差异不大。而人类的性活动，按理来说是最私密、最个性化而且需求最复杂的行动，是最不容易标准化的，而东莞居然做到了，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奇迹。这些朋友向我描述到，莞式服务的标准化程度非常之高，甚至小姐们在何时发出何种叫床声，配合什么样的表情，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对时间的控制上可以达到分秒不差的程度。
我在美国的时候接触过一个色情行业的领袖级人物珍妮特•迈尔(Jeanette Maier)，她在新奥尔良的色情行业做得非常成功，甚至当时她说自己还考虑竞选个参议员当当。在她看来，美国的色情行业是一种家族性的生意，她所经营的妓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性工作者们都像亲姐妹一样有相当好的人际关系，甚至有些人不仅自己从事这一行业，甚至把自己的女儿也带进这一行。总体来说，她们在职业中是有非常强的社会性纽带的。我在荷兰参观他们的红灯区，则是典型的作坊式经营，基本上一个性工作者就可以一家店，一楼大玻璃窗里搔首弄姿，二楼提供服务，而且行业协会非常强大，给性工作者们提供劳动保护。
而在东莞色情行业的组织管理中，居然呈现的却是一种像富士康一样的军事化管理状态，甚至有一位“鸡头”告诉我，他曾经组织小姐们军训，以培养她们的服从性和纪律性。在岗前培训中，每一个小姐都要按照一套流程化的方法进行为期一个月左右的训练，以期上岗后能够达到莞式服务的标准。甚至在工作中为了推行“顾客就是上帝”的理念，小姐们也要严格遵守既定的流程和方法，只要客人有一点不满意投诉，那这一次就算是白做了。
东莞几乎就是色情行业领域的富士康。
全世界很少能有其它企业能同时成为各大手机厂商的代工厂，而富士康做到了;全世界很少有其它地方可以将色情服务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生产，而东莞做到了。
为什么外国人做不到这些而中国人可以做到呢?并非是外国人想不到这些方法，也不能都怪郭台铭这样的老板，而是中国社会经过毛泽东式的革命之后，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信任纽带被破坏，人的社会关系可以更容易地被切断，将中国人原子化的成本已大大降低。同时中国人勤奋劳作的性格，也特别能适应泰勒制式的挑战，可以接受严格的计件工资。而且中国人的性格中在我看来有和印度人、非洲人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人善于跟自己较劲，也就是边际投入的自我强化。一旦被设定某种指标，中国人更倾向于拼命完成目标，力图比别人做得好。
在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们，每天像机器人一样工作，而收入也就是每月两三千块的水平，在我看来实在是太低了。下班之后，每个人都累得只想睡觉，然而第二天一旦看到在“劳动竞赛”表上自己的进度又落后了，就又点燃了自己努力工作的热情。有意思的是，在东莞的色情行业里，有某种强烈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也特别鼓励“拼搏精神”。尽管她们的工作在主流社会中不被认可，但业内的管理者们居然也能让她们接受“劳动竞赛”的价值观。那么色情行业内的劳动模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连例假期间也坚持上岗，每天接客十多个人。在我看来，这样的所谓竞赛是违背人性的，也是对人的摧残，而业内的人对此习以为常，这简直就是波兰尼讲的“脱嵌”活生生的极端案例。
在富士康和东莞色情行业，中国人做到了世界上其它民族都做不到的事情，是这种中国模式成功的代表。秦晖先生将中国模式的特点总结为“低人权优势”，我从另一个角度讲可以叫“反社会优势”。也是中国有一些产业在世界上保持不可抵挡的强大竞争力的秘籍。
当然，你很难为此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