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宏观政策“钟摆效应”

今年二季度10.1%的GDP增速延续了一季度经济放慢的趋势，这本是宏观调控预料之中的结果。10%左右的增长与市场一般认为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基本相若，如果能够保持在这一水平，通胀的压力也会有所释放。但是，决策者和市场担心，经济有可能从偏热向偏冷换挡，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升高。　　对经济滑坡的担心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可持续?如果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油价继续走高，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的风险有可能在累积中，这或许将使得中国的经济放慢和高通胀继续相向而行，出现类滞胀的情形。　　第二，外需疲软会不会拖累出口企业的基本面，导致经济继续放慢?由于我国出口大都发生在沿海地区，以2006年为例，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四省市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高达70%。外需疲软对这些地区的影响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部分行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原本是我国经济发展引擎的沿海地区动力明显不足，甚至有可能成为全国发展的减速器。　　第三，中小私营企业会不会出现大量倒闭，引发“失业潮”?虽然最近不少关于沿海地区中小企业歇业或倒闭的报道只反映了少数细分行业面临的困难，目前实际倒闭的数量相对于存量而言仍然微不足道，且仅限于小型企业，但是，如果外需下降与生产成本的上升的双重挤压持续下去，中小私营企业的破产风险有可能会上升。　　于是，政府需要在通胀与增长之间的微妙平衡中有所取舍，重新定位防通胀与保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调整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　　换个角度来看，政策调整的关键是，要为传统的增长模式纾困还是继续推动结构转型，以忍受短期的“转型阵痛”谋求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尽管目前进行中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主旨是防通胀，但是，根据政策的着力点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对传统增长模式友好的政策，如价格补贴和价格控制;一类是对结构转型友好的政策，如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的调整;还有一类是直接控制经济总量、防止通胀的政策，如土地和信贷控制。　　目前我国采取的价格补贴和价格控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国内企业免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直接冲击，国内企业面临的成本上升与国外竞争对手相比仍然是比较温和的。结果，国内价格相对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扭曲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其程度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年之最。　　这方面政策回调的空间非常有限，除非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国内价格将被迫作出更大幅度的调整。重要的是，价格调整和成本上升仅仅是从“低成本”时代到“高成本”时代的开始，来自企业的一些抱怨只是表明，已经习惯于“低成本”环境的国内企业对这一转变高度不适应并且缺乏准备。　　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的出发点在于抑制通胀，但同时又起到了改善结构不平衡的作用。这方面政策放松的空间也不大，如在外需疲软的情况下适当放慢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可以为企业适应政策变化赢得时间。但是，如果这些政策出现大幅度调整，包括人民币的贬值或出口退税的大幅度提高，将会造成宏观政策的“钟摆效应”，新的问题(如企业利润挤压)被暂时缓解，但老的问题(如外贸失衡、经济过热和通胀)又可能重新抬头。这样的政策摆动虽可一时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但加大了未来改革的成本。一些原本可能为结构调整所淘汰的企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时间可能很难换来长期发展的空间，其低效率占用的资源(如能源和土地)可能会挤出优质企业，拉长转型的时间。　　政策调整惟一较有空间的是直接控制内需总规模的相关政策，即通过适当放松土地和信贷控制在外需偏冷的情况下适当提升内需。另外，在汶川大地震以后，财政政策已经略有放松，采取扩张型财政政策也有助于刺激内需。但是，放松信贷控制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副作用是有可能推高通胀。这需要考虑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如放松对中小银行的信贷规模控制，财政政策应注重能够推动企业转型研发和税收政策，增加对与民生和刺激消费相关的公共投资。　　在目前国内外金融与经济形势都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宜保持宏观政策的弹性，给市场调节适当的空间，做到防通胀与防滑坡之间的相对平衡。一方面，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出现了放缓的趋势，为防止国内经济过热和贸易不平衡提供了重要契机，部分替代了国内宏观政策从紧的需要，而且，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没有能力通过提升内需的方式完全消化外需不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政策的适当放松有利于遏制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另一方面，国际高油价已经使得全球50个以上国家或地区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我国没有必要通过紧缩内需来完全消化由于“输入型通胀”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胀目标也应适当上调以稳定经济增长，降低政策成本。　　一个合适的宏观政策目标可能是，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大约9%-10%之间，同时将通胀控制在两位数以下。一般而言，当实际经济增长低于增长潜力的时候，通胀的压力可以逐渐消退，而保持个位数的通胀既可以避免中国进入全球高通胀经济的行列，又可以为政策调整保留一定的空间，防止出现政策的“钟摆效应”。　　基于这样的目标设计，宏观政策调整可以考虑适当放松数量控制，但维持价格手段从紧。从数量手段来看，从紧的土地政策使得沿海地区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适当放松土地控制可以缓解企业成本上升的压力，而信贷政策的放松可以避免企业资金链的断裂，降低企业破产的风险。对通胀容忍度的提高也可以为投入品特别是能源价格的调整提供空间，逐步降低投入品价格扭曲的程度，以提高能源消费效率应对高油价。从价格手段来看，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政策的稳定可以避免进一步创造新的价格扭曲，保持对结构转型的压力和动力。　　对政策调整的受益对象也需要有所选择，维持对以传统增长方式下进行生产的企业的压力，鼓励企业为结构转型所作的努力。在未来的十年中，我国的制造业将不可避免地从低端制造业向中端制造业升级(即技术升级)，从中下游制造业(如劳动力密集型)向上游制造业(如相对资本和资源密集型)升级，以及从制造业向制造服务业升级。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政府进一步开放市场特别是资源类市场，鼓励并购和行业整合，并提供中长期的融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近两年股市的发展、大宗商品价格的提高以及一些宏观调控政策挤压了中小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政府需要在向中小企业释出合理的资源方面有所作为。地方政府同时也应该适当降低税收增长目标，有针对性地降低企业税负，增加企业转型激励。另外，还可以考虑延后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时间，缓解人工成本上升的压力，待配套措施完善后逐步实施，将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惠真正落实到每个劳动者。　　历史是重复也是传承。我国目前正经历着双重转型的阶段，是过去未竟改革的延续。理顺投入品价格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价格改革的继续，那次改革基本上放开了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但投入品价格改革仍然步履维艰，这次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投入品价格的市场定价，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企业面临的利润空间的挤压与90年代末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的肇因非常接近，只是结果会略有不同，上一次改革的结果是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而这一次则可能是私营企业职工的失业。当我国经济改革和结构转型又一次面临价格关和利润挤压，只有具有前瞻性的政策调整才是推动我国实现平滑转型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