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京败走中芯国际

张汝京起身，右臂一挥，忽然抬高声调：“去做新能源！”笑容凝固在脸上。或许，多年前，他也以同样的姿势和声调，说“去大陆！做半导体！”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上海报道　　2009年11月10日。　　这一天，对张汝京而言，是无法抹去的记忆——他宣布辞去中芯国际总裁和CEO职位。　　前一天，他还在给部下开例会部署工作，一切按部就班，没有任何异样。　　一个月前，他在分析师电话会议上估计，由于折旧费减少以及订单增加，2010年公司有望实现全年盈利，彻底扭转中芯国际十个季度连续亏损的局面。　　今年上半年，他还为争取到了32纳米的技术许可而激动，这意味着中芯国际掌握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　　再之前的2007年，中芯国际闯入全球半导体代工行业的前列，实现15.5亿美元销售收入，张汝京本人被媒体追捧为“大陆半导体教父”。　　9年前，张汝京带领四五百人的技术团队，轰轰烈烈，誓言要把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搞上去！推上去！做起来！”　　或许，不能简单用“失败者”来定义如今的张汝京。他在半导体行业的兴起和沉寂，伴随的是一个产业蹒跚的步伐。　　让张汝京颇为尴尬的是，就在他离职的次日，中芯国际在
纳斯达克大涨63％。　　11月23日，在张汝京辞职的第13天，他同意接受《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此时的张汝京，一身休闲装，轻松自如。　　八年没有回过台湾　　“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同胞，两者是不冲突的。”张汝京说起来就感到恼火，“为什么不让我回台湾呢？”　　他已经8年没有回过台湾。　　这个问题，从2000年，张汝京带领自己的半导体团队来到大陆时就一直纠缠着他。　　当时，台湾当局奉行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对大陆实行封闭政策。在那样的环境下，张汝京带着四五百人的半导体技术人才，浩浩荡荡地来到大陆发展，被认为是“挖人才，进大陆，不利于保护台湾核心产业竞争力”的行为。　　于是，台湾有关部门对张汝京提出指控，张汝京被认为是“戒急用忍的违反者”。　　其实，在张汝京之前，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已经开始伸向大陆。2000年，台湾宏仁集团董事长王文洋与大陆合作，在上海浦东张江科学园投资16亿美元兴建8寸晶片厂，并于11月动工，开创了台湾半导体产业投资大陆的先河。而张汝京本人在来大陆投资设厂之前，也曾带了二十几个人的队伍来大陆帮助正在投资半导体的台湾人陈正宇。正是在陈正宇等人的鼓励下，张汝京才决心来大陆创业。那段时间，“台湾政界纷纷担心台湾半导体人才严重流失，会导致经济萎缩。”　　或许，张汝京的动作实在太大了。从岛内带来如此庞大的半导体人才投身中芯国际，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把台湾第一大半导体晶圆代工厂台积电的生产线搬到了大陆。　　于是，台湾当局决定拿张汝京开刀。　　2004年７月，台湾当局决定对张汝京在上海设厂处以500万台币的罚款，判处２年监禁。虽然张汝京按照要求提供了资料，以证明其来内地创建中芯国际并没有违禁，但未被采纳。　　2005年４月初，台湾当局再次指控张汝京违规到北京和天津建厂投资，判罚1500万元新台币，并要求张汝京在6个月内从中芯国际撤资，否则将连续罚款至撤资为止。　　这一次，张汝京没有再屈从，他选择了申请放弃台湾户籍。最后，台湾当局无法证明张汝京是中芯国际的主要投资人。2007年3月，已经成为美国公民身份的张汝京终于赢得官司，资产被解冻。　　至此，张汝京已经8年没有回台湾了，“我当然难受了。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台湾，对台湾很有感情，不可能一刀两断。”　　1949年，张汝京跟随父母从大陆去了台湾。他的父亲张锡纶，毕业于河南焦作工学院，到台湾后是一家冶金工厂厂长，母亲是教师，教了一辈子的书。张汝京说，自己是听着母亲的故事长大的。印象最深的是《史记》，“忠孝节义的观念隐藏在脑海中。”　　“母亲是极端爱国的老太太，对大陆的感情很深。”张汝京说，“母亲今年99岁，快要归天了，希望落叶归根，宁愿和我的父亲分葬，也不要葬在美国，一定要回中国大陆。”　　张汝京将自己视为第二代台湾人。他很认真地看过讲述台湾眷村故事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认为剧中的台湾二代要比他们这代人小十几岁，比较爱玩，很早交男女朋友。而他们这代台湾人，“非常努力，吃苦耐劳，爱国心很强，大学以前不交男女朋友，书读得很好。”　　当记者提到话剧版的眷村即将来大陆上演时，张汝京停下来，听得很专注。然后思索片刻，对助手说：“回去找找《最后的外省人》那篇文章，那个文章就很代表我的心态。”　　“什么心态？”　　“小的时候，只想着唯一的出路是把书读好，将来有更好的发展，回大陆。”　　张汝京感概，“不知道怎么回去，但是要回去。”　　闲下来时，张汝京专门找台湾的朋友打电话，说闽南语。或者，和自己的助手练习闽南话。张汝京笑出声来，指着身边的助手：“她总是笑话我闽南话说得不标准。我得经常练习。”　　如今，张汝京在台湾没有任何财产。“现在台湾状告我的三个官司还没有完全了结，我回不了台湾。”这给张汝京增添了很多烦恼。　　几年来，在应付台湾当局的缠诉中，许多岛内媒体报道说，他一分钱也不愿意交给政府。张汝京说，他只是想说明自己来大陆没错，但这些话被台湾媒体转载后，张汝京接二连三地收到岛内朋友传来的话：“你这个态度，怎么回台湾？”　　后来，张汝京讲得少了。坐在记者对面，张汝京两眼专注，仿佛又在自言自语：“我来大陆没错，有错么？没错！”　　大陆创业困局　　2000年1月，张汝京在台湾的世大积电被台积电以50亿美元收购，张汝京开始重新寻找阵地。　　按照张汝京的说法，跟随他来大陆做半导体的人有三种原因：　　一是以往的同事合作愉快，变成好朋友，一个来，就跟着来了；二是大家看好了大陆市场，将来要有更好的发展就是在大陆，而且，在大陆做半导体，迅速培养一批年轻人，很有成就感。三是使命感。2000年的时候，大陆的半导体比台湾整整落后了五代，他们想把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发展起来。　　相比之下，张汝京觉得，自己的使命感更强烈：“我的师长、朋友和我的母亲都支持我来大陆。”　　没想到，张汝京在大陆的半导体产业一经上马，各种难题接踵而至。　　首先是技术壁垒。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限制，核心技术大都控制在他们手中，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企业，要做一个产品，往往面临着复杂漫长的技术许可程序。“在台湾不存在这个问题，技术拿来用就好了。”　　张汝京举例，在半导体公司，生产存储器几乎是不赚钱的，所以欧洲对此技术并不限制。但是因为主流逻辑产品技术受限，中芯国际只能决定先生产存储器。通过存储器技术，逐渐自主开发主流逻辑技术。　　“这个过程很艰难！”张汝京强调说。　　当台湾等地的半导体企业可以顺利地生产主流逻辑产品、大把赚钱的时候，中芯国际却受累于技术限制，只能做着“不一定赚钱的买卖”。　　张汝京掰指算着：“2007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同意IBM把45纳米技术转给我们，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周后，中芯国际宣布，不再生产存储器。　　“存储器早在2007年就应该停止了。存储器不赚钱，我们为什么要做？不做就没有技术。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其次，张汝京和董事会不断出现“先赚钱，还是先扩张”的矛盾。　　张汝京曾经在美国德州仪器做过20年，获得了“盖厂高手”的称呼，主张“规模效益”。他认为，半导体生产讲究规模效应，五条生产线和三条生产线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上海、北京、天津、成都、深圳。中芯国际的生产工厂在短短的几年间完成了规模化布局。与此同时，2003年张汝京提出建设12寸标准的生产线。决议一经提出就遭到海外投资人的强烈反对。张汝京坦言，董事会上“讨论得非常激烈”。　　在半导体企业，技术上分为8寸和12寸两种生产线。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半导体企业都是先大力发展8寸生产线，在8寸生产线赚够了钱，折旧结束或大大降低时才开始12寸生产线的建设。因为兴建芯片代工厂耗资巨大，如果没有足够的客户以及良好的管理，一旦启动，将导致巨额亏损。 　　所有人都知道，“以新生产的8寸来养12寸的，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张汝京说。　　但是，张汝京不遵守这个“约定俗成”，他坚持认为，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慢，现在台湾等地已经在利用12寸生产线盈利，而大陆的8寸生产线才刚刚起步，如果不能赶上去就没有出路。　　第三大难题就是和台积电的官司，使中芯国际“筋疲力尽”、“元气大伤”。　　现在再回头去看这些难题，张汝京一字一顿地重复：“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过去的八年哪一天没有难题？困难可以好好写本书了。”　　张汝京的困难，似乎并没有被董事会海外投资者重视。由于规模扩张消耗资本，同时2007年整个半导体市场出现萎缩，中芯国际出现10个季度连续亏损的惨状。除了上海以及天津工厂盈利外，中芯国际其他几个地方工厂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股票价格比2004年3月上市时跌下85%。　　11月23日，在中芯花园门口，一位2001年加入中芯国际的台籍员工向《中国周刊》记者表达了对股价一跌再跌的不满。据这位员工讲，当初吸引他来中芯国际的一大原因是，张汝京答应给他们一定股份，但是现在股份并不值钱。　　壮志未酬　　舆论开始尖锐地指向张汝京，各种猜想毫无遮拦地冲向这位大陆半导体事业的先行者。　　“张汝京因和董事会不和，早有辞职打算”；“台积电和中芯国际和解，张汝京被驱逐出局”；“盲目扩张，导致中芯国际惨败”……各种猜想还在继续。　　前几天，一个从台湾来的朋友就对张汝京说，“你知道《自由时报》怎么写你吗？说你的离职是台积电和中芯国际和解的条件。”　　对此，张汝京表现得很不在意：“我当然知道，《自由时报》是民进党的报纸，肯定会这样写我的。他们希望我离开。”　　他甚至自己猜想，哪些媒体会对自己很“凶恶”。　　“台湾的民进党幸灾乐祸，他们肯定会写道：张汝京到大陆建厂，八九年一事无成，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让对大陆抱着梦想的人，醒醒吧。他们会这样说的。”　　张汝京突然语速加快：“我不离开！我不离开！我就在这边！离开就是上了他们的当！”　　张汝京的规模扩张和技术唯先，正是符合他作为技术出身的职业经理人的思维习惯。在总结创办中芯国际这几年经验教训时，张汝京曾谈到“学会官员的思维方式”，谨防过于关注技术和运营本身，忽视行政部门的支持作用比如法务部门，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　　除了半导体，张汝京还对新能源“有想法”。　　张汝京拥有两个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除了工程科学硕士学位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之外，1978年，张汝京半工半读，拿下了核子工程系能源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并在1979年至1983年的四年时间里，在德州仪器负责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工作，这是一项用半导体材料开发新能源的项目。　　临别，张汝京起身，右臂一挥，忽然抬高声调：“去做新能源！”笑容凝固在脸上。　　当初踏上大陆做半导体产业时，张汝京也是同样的气势，同样的梦想，“去大陆！做半导体！”他遥想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在内地建立一个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王国。　　只是，当年雄心勃勃的张汝京可能不会想到，这一程并不都是鲜花和掌声，留给他的，仍是未酬的满腔壮志。 　　未酬之志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上海报道　　《中国周刊》：当年到大陆创业，对中芯国际有怎样的愿景？　　张汝京：我们有个目标，做到技术够先进，人才最齐全，规模够强大，服务最完整。现在，我们基本都达成了。技术上，40纳米的产品我们很快就生产，现在32是最先进的技术，今年一月份我们也拿到了技术输出许可；规模上，现在做到了中国大陆最大，全世界第四，也可以了；人才上，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行业，很多人才都是中芯国际培养出来的。我们训练了很多的人才，而且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也有的出去创业，在中下游生产半导体原材料，有的变成了客户；服务上，从设计、光照、芯片研发和制造、芯片等级的测试、包装测试，我们能从头到尾做完。　　《中国周刊》：为什么要从中芯国际辞职？　　张汝京：（中芯国际）阶段性的任务达成了。大陆任何一个产业起来，都会遭受海外打击。六七年的官司现在和解了，彻底结束了，这个时候我离开是最好的，就是这个策略。董事会
意见不同，最后大家同意，我就离开吧。对公司好，我自己很坦然。　　《中国周刊》：直到现在，依旧有人在猜想：“张汝京的离职是双方和解的筹码。”　　张汝京：一切都是为了中芯国际，中芯国际的元气不能再伤了。　　《中国周刊》：如何定位你和张忠谋先生的关系？　　张汝京：他是值得尊敬的师长。现在两家官司结束了，和解了，不是很好么？化干戈为玉帛。　　《中国周刊》：大陆半导体产业发展面临哪些困难？　　张汝京：困难多了，光是技术输出许可就很难。我们从事世大的时候，非常容易赚钱，技术随便就能进来。生产0.18芯片时候，技术接着转给我们，没有什么困难；还有，台湾的限制、封锁、迫害；另外，我们基本上没有政府财力直接支持。台积电、联电或多或少都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中芯国际有吗？而且，这里面的问题不是中国政府不愿意做，是西方国家看到政府资金在里面，对我们限制更大，不是我们不愿意要，是不能要，不敢要。譬如，宏力半导体，拿到政府资金，再想获得技术许可就很难。开始我们不敢要政府投资，等到我们的技术许可拿到了，这时候，就可以引进国有企业投资。2008年底，大唐控股进来了。这时候我们引进了技术，否则，我们就不方便从政府那里得到资金支持。　　《中国周刊》：为什么坚持来大陆做半导体？　　张汝京：我是使命感，我们中国不能再落后了，我们落后太久了。我在德州仪器的时候，很好，我可以继续做下去。选择提早退休，希望趁着还年轻的时候，有能力有力量投身大陆的半导体行业。　　《中国周刊》：这是一种使命感吗？　　张汝京：投资人只看到赚钱，缺乏使命感。不赚钱，马上就找你麻烦。我要在这里找个平衡。　　《中国周刊》：以后，还会参与中芯国际的事务吗？　　张汝京：我是希望中芯国际在新的领导班子下，能够得到员工的全力支持。我对中芯国际的支持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不参与，但是想让它好。不要让人觉得我是管闲事，不是管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