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现象：大大小小的峰会和论坛上，只要有政府引导基金管理人参加，就能听到“我们市场化”，明显与“政府色彩”浓厚的引导基金本质相背。
事实上，自2005年中央十部委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可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后，引导基金与创投机构（VC）之间的博弈一直扣人心弦。
政府引导基金说：以投资当地为主；VC则说：以项目优为佳。
政府引导基金说：过往业绩卓越的大牌VC才是我们的目标；大牌VC则说：引导基金的量级太小。
博弈的结果大多以VC败北告终，原因很简单：引导基金有地方财政做后台，有足够的底气喊话。
接受“苛刻”条件的VC前仆后继，原因是利益驱动。譬如：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有三大特征：一是引导基金由地方财政出钱，挂在地方财政投资公司或者财政厅名下；二是由于引导基金的“地方财政”性质，在进行“引导”前一般会提两种要求：基金注册在当地和约定所募资金投资当地的比例；三是引导基金投资较分散，投资比例一般20%-30%。这些特点，满足了VC/PE“轻松”赚快钱的需求。
尽管如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2009年10月30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与七省市人民政府宣布联合设立20只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总规模92亿元，重点投资新能源、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
与以往政府引导基金不同，该批基金作为全新的运作模式突出“市场化”：政府仅作为股权投资方之一，所有基金委托给专业的管理团队，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市场化操作的社会基金。
然而，时隔半年，记者了解到20只创投基金中大多仍在“研究”阶段，最快的也仅在“注册”而已。
而且，“够不着，都不知道‘门’从哪开。”软件行业公司—北京九华互联科技有限公司CEO王商武殷切希望拿到引导基金的钱，但引导基金在他看来太遥远，与其花时间和心思寻找够不到的东西，不如直接做大市场，获得实实在在的利润。
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前行的脚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20只创投基金成立时所说的“未来二至三年内基金总数将达200只，募集资金将超过1000亿元”的目标何时实现？
《新理财》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走访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受托机构，以及各地方发改委、财政局（厅）和基金管理人（GP），搜集大量资料，力图展示该批国家级“市场化”引导基金最新进展和进展缓慢的原因。
我们深知：92亿的引导基金只占全国每年财政资金的千分之一，但是它开启着政府理财的新时代，而且无数尚在“襁褓”中的高新技术企业正翘首企盼。
三座“大山”
到目前为止，20只子基金的运作模式基本是：中央财政出资20%、地方财政出资20%、GP本机构出资1%、GP募集的社会资金占59%。合作原则：子基金总规模的50%-70%投资当地；在已确定的投资领域里，重点扶持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创新型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目前，大多子基金尚在募资阶段。
记者在中央财政的托管机构—盈富泰克了解到，在它负责的四个省市中，安徽进展最快，已有一只子基金的资金全部到位，中央发改委已批复，正在注册。
不过，当记者提出采访该子基金的GP—上海安益投资时，盈富泰克的一位负责人善意地提醒记者：“还没注册下来，正有气没地撒，不要去碰钉子。”
原因为何？“体制问题、模式问题、团队问题等交织在一起所致。而且目前没有一个成熟的模式可借鉴。”该负责人说。
苏州模式不可借鉴？苏州园区引导基金一直走在“市场化”的最前沿，在过去几年里，可算“万花众中一点红”，率先用“市场化”驱除行政隐忧，突破了地域限制。
“苏州模式仅仅是一个特例。由于它的出资方是中新创投和国家开发银行，而非当地财政，所以在运作过程中，需要顾及的东西不多。”很多VC认为苏州工业园区引导基金与政府引导基金有着本质的不同。
“归要结底，寻租、GP不专业、争夺话语权三大问题阻碍了引导基金的进度。”多位VC总结道。
寻租
“凭借政府保护进行财富转移、运用行政权利要回扣，这种事情，我们遇到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VC很想伸张正义。同时，该VC也认为：不市场化的东西，就会存在“灰色地带”，而“寻租”就是引导基金“灰色地带”中最常见的事。
据了解：早期做引导基金的省市“做得不好”的普遍原因：一方面，几年前的引导基金还在摸索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很难推进。加之引导基金投资周期较长，待见到投资回报，省市领导可能已调离，因此很难把引导基金做为政绩；另一方面，个别政府官员要回扣，不专业的GP为“轻松”赚快钱就满足个别政府官员的要求，然后乱投资，挣到管理费后，立马走人。
轰动一时的“汇乐门”事件至今令人深思。2008年11月，汇乐集团的负责人黄浩成立德厚资本，自这一天起，黄浩就打着政府引导基金的旗号，出现在新闻媒体报道中。2009年5月，黄浩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上海市公安局经侦部门带走。
虽然在第一时间，滨海新区引导基金董事长杨旭才发布公告，撇清与黄浩的关系，但近一年的默认，难免让人浮想联翩。
事后，在第三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上，有人向《政府引导基金指导意见》主要起草人刘建钧（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处长）发起诘难。迫使刘建钧临时变更了他的演讲主题，改“政府引导基金展望”为“引导基金风险防范”。
不专业
进展缓慢的另一主因来自GP。一方面，GP募金能力一般；另一方面，GP心理有顾虑。投资当地固定行业，要求GP很专业的同时，GP也会考虑当时优质项目是否充足，很可能在“研究”阶段发现优质项目不足，所以一直犹豫不决。
“此外，近几年创投行业龙蛇混杂，管理团队专业且过往业绩卓越的基金少之又少。”某地方财政局负责人很担心找不到可信任的GP合作。
他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像“凯鹏华盈”这样的世界品牌也在走“下破路”。
仅一年的时间，KPCB旗下设立仅二年的中国基金—凯鹏华盈，四位合伙人中的两位及一位投资总监先后离职，转而自立门户，或投奔竞争对手—经纬创投。
KPCB创建于1972年，与红杉资本并称为全球创业投资领域的“双子星座”，先后投资了500多家企业，150多家成功上市，其中不乏谷歌、美国在线、亚马逊等世界级的伟大公司。
2007年4月，KPCB首次在美国境外设立规模为3.8亿美元的中国基金—凯鹏华盈，基金执行合伙人周志雄、汝林琪；普通合伙人徐传、钟晓林。成立之初，这支“梦幻组合”被关注KPCB的人士称之为“中国珀金斯”。
然而，一年后，周志雄黯然退场，“梦幻组合”像肥皂泡一样顷刻间破碎。此后一年内，汝林琪自己团队的成员—徐传、吴运龙相继离开。仅此一点，就可以说KPCB在选人方面相当失败。如今，“中国珀金斯”名单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汝林琪、钟晓林、李怡平、周炜、李立伟。
当然，论一只基金的成败，仅凭“人员变动频繁”来判断并不具说服力，但业绩始终是对投资基金最本质的考验。迄今，凯鹏华盈投资的20个案子，无一退出，其中还有“畅翔网”这样“资金链断裂”、“大似裁员”等事非满天飞的公司，也有“PPG”倒闭、创业者“跑路”的公司。
“创投业是一个靠人的行业，它不像汽车行业，说奔驰来中国，大家都认这个品牌。只有‘技术背景+金融背景+人品’才能做好，而品牌只能用来融资，不能用来投资。”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官员明白了这一点。
谁是老大
谁会放心把数额巨大的一笔钱随便交给一个陌生的团队管理，即使交了，也不会完全放手不管。而且子基金的出资比例接近的话，谁当老大也是个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现了LP（有限合伙人）与GP地位失衡的局面。虽然原则上LP不参与项目具体管理，但大多民间LP为企业老板，50—60岁，经过大风大浪，拥有多年的经商经验，他们认为自己更有能力、更强大，根本瞧不上眼GP。在投资时，他们更希望拥有一票否决权。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GP，面临LP一旦“不高兴”就撤资的压力，只能迁就妥协。而且，拿了政府资金的GP，还要在投资决策的过程，借助政府的政策支持推进投资和退出，这也使GP不得不低头。
不过，随着子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按59%的募资比例，GP自己需要募集的金额也将水涨船高，面临无法“赚快钱”的压力。所以政府部门、社会资本、GP之间的混战离清晰划定“楚河汉界”还有一段时间。
利益悬疑
2009年12月9日，焦点科技登陆深圳中小板。值得留意的是：焦点科技曾在2007年进行股权变更，盛泉基金以江苏信泉创投的名义注资400万元，持股0.8%，而盛泉基金则由苏州园区产业引导基金与江苏信泉创投合资成立，总规模为2.2亿元，其中作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苏州园区引导基金持股23%。
焦点科技的成功上市，使政府引导基金结出了首枚果实，破除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和运作的行政禁锢，为整个行业发展注入信心。
不过，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注意到，几乎所有的LP和GP对其投资的具体项目都讳莫如深，甚至对于已经上市的焦点科技，直接投资方—盛泉基金合伙人沈捷尔也拒绝评价。在记者的坚持下，沈捷尔只表示盛泉基金的投资原则是：处于细分行业里的领先企业，创业者专注、执着，愿意规范运作，拥有强烈的公开上市意愿。
对于沈的上述表态，一位要求匿名的VC认为，尽管盛泉基金催生了第一只“金蛋”，但只要一天没退出，就不敢以胜利者自居，因为未来仍有不确定因素。
在VC和被投企业看来，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国有股转持”。
所谓“国有股转持”，凡在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对转持股份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现在没有一个文件或政策说政府引导基金不纳入国有股管理，这样的话，一旦转持，谁来补偿？举个例子：被投企业上市后，子基金高比例持股，而子基金由引导基金、社会资本和GP共同持有，万一引导基金所持的股份转持给社保，那么转持走的这笔钱由谁补偿？社会资本和GP都不可能同意补偿。
“到目前为止，这仍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事。更何况，焦点科技仅是唯一一例，未来中小板、创业板等热门退出渠道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还要看政府的脸色。在这种情况下，三缄其口自然成了最佳选择。”该要求匿名的VC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