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定于2010年4月20日(星期二)上午9：00，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联合举办“2010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新闻发布会暨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讨会”。
发布会上，农业部政策法规司的张红宇司长表示，绿皮书发布会我参加了很多次，每次都有一些新的感悟，特别是刚才听了李周所长和万东华司长的主题报告，还有对农民工的专题报告，很受启发。李周所长对去年，包括从深化改革这个角度谈了一些看法。从绿皮书的角度来看，我感觉这个绿皮书秉承了十多年一以贯之的一些特点，除此以外又有了一些新的内容，包括刚才李周所长提到的，比较深入地剖析了当前农村经济面临的形势。绿皮书无论是作为一个工具书还是作为一个皮书专著，都是我们作为政策研究者和参与者、实践者必不可少的、有用的书，在此对绿皮书的作者和出版者表示感谢。
同时，借此机会就当前的农村经济形势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克服了比过去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困难，延续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持续向好的大好形势。无论从产业发展还是从农民收入来讲都是如此。从农业的产业发展看，去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10616亿斤，连续六年实现增产，连续三年增长到1万亿斤以上；农民收入连续六年增长，去年总量达到5113亿，增长了8.5%，好于去年这个时候，高于去年讨论绿皮书时对2009年形势的预测。这两个好的形势的取得，不仅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而且为国民经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在过去的2009年，现在2010年已经过去了一个季度，如果说过去的工作非常艰难的话，我们当前和今后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各方面的压力其实比去年的金融危机背景下更大，今年并不轻松。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来看，方方面面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我想有这么三个问题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一是要有产品的供给，特别是粮食的供给。中央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提出来“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农业部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一是千方百计保持今年的粮食在1万亿斤以上，第二个千方百计确保农民收入增长，第三是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的农产品[14.161.51%]质量安全问题，第四个努力确保是不发生重大的区域性问题。应该说当初制定这个目标是经过深入考虑的，也是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具体举措。
讲到今年的形势，有四项目标，其实各项任务都不轻松，最主要一个是粮食问题，即便按去年10616亿斤算的话，从人均占有水平来看并不见得比1998年多，那年粮食总量10246亿斤，人均是412斤，去年的粮食人均占有比例是398斤，大概还降了10斤。从78年改革开放到98年，面向新时期，20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上升了四个台阶，由6000亿斤增加多10000亿斤，平均五年上一个台阶，而98年到2007年，我国粮食恢复到了1万亿又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接下来的三年，我国的粮食仅仅是去年和前年超过了1998年，1998年是10246，2007年是10032，去年是10616亿，也就是说中国的生产能力仍然在恢复，我们现在在向新的产量11000亿斤努力奋斗。从这个角度来讲，保证今年的形势发展得很好，特别相对于现在的形势而言，任务非常艰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一季度，包括现在五省市的干旱。第二，持续这么多月的低温，包括北方地区、陕西地区持续低温，对今年的夏粮，包括下一步秋粮都造成了一些不可预测的损失。今年的粮食继续保持在去年基础之上，再次获得丰收，确确实实有很大的困难。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刚才赵阳老师讲到，要保护资源，包括怎样利用资源。这次干旱给我们一个启示，其实我们在水资源利用方面，恐怕下一步要提到与耕地保护相提并论的重要层面。耕地有一条18亿亩的红线，水资源有没有一个约束性的指标？在这个前提之下农业、农技、农艺这方面的发展有没有一个节水灌溉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抗旱瓶颈的问题？这些都为农业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一个问题。包括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方面，确确实实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农田水利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关键是到农户每一家的田间地头，这块的建设恐怕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包括我们所谓的节水灌溉，成熟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这些方面恐怕需要国家加大投入力度，而这也是确保我们在有限面积上产出更高的一种潜在的或者有潜力可挖的重要领域。
第二，在科研方面，外部环境的问题，特别是增产潜力大、稳定性强的粮食，比如水稻、小麦、玉米，这类的研发，一个是研发问题，一个是推广问题，不仅要看到今年的问题，还要看到今后几年我们能不能够在18.26亿亩耕地，在这个有限的资源框架下能够使有限的资源产生出比过去更多的效益。
第三，关于民工荒的问题。民工荒在今年的春节前后比较严重，但是并没有改变农村劳动力向外地转移的基本态势，也没有改变农业最近几年越来越出现农业尤其第一产业劳动力现在在局部地方开始出现短缺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从发展生产这个角度来讲，是讲到物的问题、科技的问题，见物也要见人。最近两年，包括上个礼拜，我刚刚从江苏回来，这是我们国家的粮食主产区，也是一个农业强省，现在农业劳动力日渐匮乏，实际对农业生产里造成了影响。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职业化人员的培养问题，二是在制度整改方面，包括承包经营权方面，就是规范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的标准，再加一个职业化的农业化基因主题。我以为从今年保粮食这个目标来看，要考虑今年，同时还要考虑长期。
第四，怎么样应对国际农业对中国农业的挑战，包括金砖四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发展中的一些大国，它们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学习。在全球农业竞争中怎么样体现我方的利益，体现中国农业的存在，也是确保的因素。
第二个大的问题，农民收入。大家知道，去年的农民收入是17175，绝对的时候12022，也就是说我们马上要制定“十二五”，既然面向“十二五”，在农民收入方面，如果我们很难做到收入差距不缩小，那么能不能做到不扩大？你不要说到“十二五”期间就1：3，1：2.5，这好像也不太现象，但是不要在今年，包括在今年的基础上继续扩增，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农民收入具体到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经验，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政府的手段。比如我们去年为什么农民收入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还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第一产业在收入构成里占到49%，工资性收入占到40%，剩下11%分别是财政性收入3.3%，另外的7.7%是有转移性收入提供的。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到89%，这两项非常重要，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于卖粮食和卖其它农产品的价格收入，价格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比较有局限，其实全世界的农民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价格因素。去年我到伊利诺伊州去访问，有三千英亩玉米，因为增加了一些对美国农民其它方面的支出，我问他的补贴对他的收入构成有多大的影响，他回答这些政策对他的收入有影响，但是影响特别小，可以忽略不计。我说什么对你的影响大，他说中国人买我的玉米对我的影响大，因为中国的玉米变化和全球的玉米对他的影响大概是200万人民币的毛收入的变化，2700英亩，折合中国亩是27000亩，一斤玉米一美分就是7美分，也就是说增加一美分就增加70块人民币，也就是说32万就大概200万人民币，这个东西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我们没有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支撑，我们去年、前年这两年农民收入，特别是粮食价格很难维持比较稳定的价格水平，特别在去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的农产品价格在大幅度下降，但是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粮食，特别是在价格支持方面是小步快跑，每一年都有进步。这就是政府支持的很好的一点。
第二，农民的工资收入。其实政府的作用力是非常大的，我非常赞同统计局万司长说的，民工荒问题，一个企业，特别是构成度比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比较低的，在金融背景之后，它的利润其实很薄了，他不可能给一个初工，新进入第二产业门槛的农民一个更高的工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和农民希望得到的工资收入确实有差距。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差距，第一代农民工今天是农民，明天就不是了。第二代农民工今天可能是学生，明天就成了农民工。第三代农民工，宁愿在家里待着也不愿意出来当农民工。这是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农民工的现象。有一个工资标准，这个工资标准与能够支付的成本高度相关，这意味着产业的布局和产业的转移都联系在一块。第三、第四就不再多说了。最近到江苏调研，广东的农民和江苏的农民现在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讲，都希望增加转移性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农民自己的承包地，出来以后转包费用多高，或者说广东那边的农民工的收入有三个来源，第一是集体经济的收入，第二是务工收入，第三是农民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地出租以后的租金收入，这个财产性收入各占1/3，从局部地方来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农民的意义同样很大。增加农民收入，政府肯定要有所作为。特别要注意边远地区，牧民的收入和渔民的收入，努力使农民收入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
第三，城镇化的问题。如果说前32年的改革是依靠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有两个方面：一是吸纳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不是从农民收入这个角度考虑，而更多的是从转移农民收入这个角度考虑，都表现为城镇化对农民转移就业和增加收入的作用。另一方面，城镇化减少了农民以后，可以使中国现在的农业发展在现在基础上一倍、两倍地提升土地规模，提升它的规模效益还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比如现在有2亿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下一步减少一半，如果现在有3亿，减少一半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但是农业不可能达到美国一个家庭200公顷的面积，但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一倍、两倍是有可能的，增加一倍就意味着留在农村的就是农业收入。城镇化的问题就是下一步在哪里，城镇化重点是在中小城镇，为什么前一段城镇化发展相对于工业化是滞后的，所谓低成本的工业化，从乡镇企业需要搞起，劳动力低成本，这就构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低成本的概念，这个低成本推动了中国经济30年持续发展。相对于低成本的工业化，我们的城镇化是比较高的，一个农民，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其实直接、间接的要成为北京人，一个农民想成为北京人，你能解决廉租房吗？你今天是农民，不可以，但是明天你的户口变了，成了北京市居民了，廉租房就下来了。一个农民几十万，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呢？这个成本相当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成为四川某个县县城的居民，在北京打工20年，挣下工资收入20万，在北京买不起10平米的房子，但是在四川某个县的县城，一定能买得起。
第一，最近我们到江西赣南，赣南为了促进城镇化发展，城市里的房子建设，如果有医院进来，农民工住院的话政府给掏1500。为什么我们现在讲城镇化，而不讲城市化，我们需要发展不是现在规模超大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而是2870个县，县城的人口增长一倍，是中国城镇化的必由之路，我以为是非常有道理的。
第二，中西部地区。如果说从城镇那边来讲是中小城市，从区域来讲，重点应该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密度相对于东部而言还是非常小的。
第三，一系列政策。一是就业的问题。中西部地区就业的问题，联系到刚才讲到的农民工短缺的问题，第一就涉及到就业，在本县域范围之内要成为城里人的话，首先要有工业，包括它的产业布局。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机会呢？大量相对低端的产业可以转移，一方面工业化成本继续保持，另一方面农民就地就居就业比往东部转移效果更明显。一个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同时提高父辈赚的钱，足够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现在教育部门有一个比较好的设想。
第四，是社会保障。这次到江西去调研，农民也讲，只要在城里面能够获得跟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障，最基本的是能够替代土地提供的保障问题，其实农民要在一个补偿到位的情况下承包地，农民可以通过承包地推出部分人员进城。从这个角度来讲，就需要我们构建一个城乡平等的环境，解决他的养老问题，解决他的后顾之忧的问题。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