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云南、江苏等省大量拖欠甲流疫苗款,近一年后仍未给付生产企业;看似复杂的原因背后,“政府诚信”的缺失值得警惕和检讨 《财经》记者 李微敖 王晨 明了 “今天有五家基金过来调研,可我都不知道如何介绍今年的业绩。”2010年12月9日,中国最大的疫苗生产企业——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002007.SZ,下称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颇有些无奈。 安康的无奈,缘于数省政府的集体失信。 自2009年8月至2010年2月,华兰生物控股子公司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华兰生物),依据国家统一订单,完成了5225万剂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下称甲流疫苗)生产。按照当初约定,货款应该在企业将疫苗交付后最多两周内给付。然而直至目前,华兰生物仍有15%左右,即不少于1.8亿元的甲流疫苗货款,遭数省政府拖欠,难以收回。 与华兰生物面临同样难题的,还包括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Nasdq:SVA)控股子公司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科兴生物)、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600161.SH,下称天坛生物)两家上市公司。 受益于来自政府的大量甲流疫苗订单,上述三家企业2009年及2010年上半年业绩均大幅增长,其股价更是持续上涨,一度成为当时资本市场的耀眼明星。 此外,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天元生物)、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延申生物)、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生生物)、大连雅立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旗下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下称国药中生集团)所辖的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下称上海生物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下称长春生物所)、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下称兰州生物所)等其他七家企业,也都不同程度被拖欠了甲流疫苗款。 据《财经》记者调查,十家甲流疫苗生产企业被欠款项总和超过7亿元。其中,能够较为准确统计出的华兰生物、科兴生物、天坛生物、天元生物、长生生物等五家企业,被山东、云南、江苏等省政府拖欠疫苗款约为6.56亿元。 甲流疫苗总动员 厘清这一欠款事件的来龙去脉,须回溯2009年3月开始肆虐全球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 彼时,甲流疫情先在墨西哥出现,随后在全球蔓延。世界卫生组织(WHO,下称世卫组织)连续提高警戒级别至最高的六级,并号召各国共同积极应对。同时,甲流疫苗研发及使用,被当做应对大规模传染病有力手段之一,也提上各国议事日程。 2009年5月27日,世卫组织确定甲流疫苗生产用毒株。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赛诺菲-安万特(Sanofi-Aventis)、诺华(Novartis)等跨国医药巨头开始研发甲流疫苗。 中国的华兰生物、科兴生物也在2009年6月获得毒株,加入研发行列。此后,在世卫组织尚未分发可用于疫苗抗原定量的参考品时,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2010年9月26日更名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建立了“总蛋白测定结合SDS—PAGE扫描”的替代方法,解决了生产企业在疫苗定量和配置上的问题。 参与甲流疫苗研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天坛生物董事赵铠向《财经》记者介绍:“2009年8月初世卫组织才分发疫苗抗原定量参考品,中国7月22日就开展临床评价试验,比其他国家提前了约一个月的时间。” 2009年4月28日,由中国卫生部牵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等33个部门组成“国家应对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下称“联防联控机制”)。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国家药监局)则针对甲流疫苗生产,推出特殊审批程序,以节省审批时间。国家药监局表示,中国11家流感疫苗生产企业,无论是否具备大流行流感疫苗生产资质,均可申请甲流疫苗的研制与生产。此前,中国唯有科兴生物一家企业具备大流行流感疫苗生产资质。 2009年9月3日,科兴生物生产的甲流疫苗“盼尔来福.1”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文号,成为全球首支获得生产批号的甲流疫苗。 接着,华兰生物等其余九家疫苗企业,也先后获得批准文号,并开始批量生产甲流疫苗。11家流感疫苗生产企业中,唯有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8329.HK)因车间改造未完成,虽获得了毒株,却始终未能进行甲流疫苗生产。 经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评审中心确定,中国产甲流疫苗价格为每剂22.3元(15微克/0.5毫升规格)。据《财经》记者了解,如包括运输等费用在内,甲流疫苗实际价格为每剂23元。这一价格远低于德国的14欧元、法国的10欧元、美国的7.8美元,以及中国香港的79港元,但各生产企业仍然能获得较高的毛利率。 华兰生物2009年年报披露,该公司销售毛利率较上年增加15.96%,达到了76.03%,“主要原因为毛利率较高的疫苗占收入比重较上年增加”。其2010年半年报中亦提及,包括甲流疫苗在内的所有流感疫苗的毛利率为88.82%,这比上年同期增加了74.82%。天元生物董事长丁晓航也承认,当产量到了300万-400万剂时,甲流疫苗的毛利率便可达到较高水平。 在首支甲流疫苗生产出来之前,工信部已于2009年8月28日,向科兴生物和华兰生物下达首批甲流疫苗生产计划,分别为330万剂和400万剂,并要求两家公司在当年9月15日前完成生产。 此后,为实现2009年底前,中国有10%人口接种甲流疫苗的目标,至同年11月24日,工信部向十家疫苗企业,分四次下达了1.14亿剂甲流疫苗生产计划。其间,由于延申生物爆出狂犬疫苗造假丑闻,其获得的631万剂甲流疫苗订单,在批签发了378万剂后便停止生产,中国的甲流疫苗生产商减少为九家。 “在甲流疫情之前,中国平均每年接种的流感疫苗大概只有2000万人份左右。为了满足甲流疫苗生产需要,所有可以生产季节性流感疫苗的企业,都被动员起来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卫生系统官员向《财经》记者介绍。 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天元生物董事长丁晓航等人也证实,卫生部、工信部数次召集疫苗企业座谈,要求企业扩大产能。 为此,华兰生物的疫苗产能扩大了三分之二,并最终累计获得了5225余万剂的订单,批签发了5274余万剂甲流疫苗,分别占全国总量的30.87%和33.56%,居各企业之首。天元生物的订单和批签发量分别为2300万剂和2337万剂,两项均为全国第二。多家疫苗生产企业人士均表示,为满足甲流疫苗的生产,除扩大产能外,当时其他产品的生产基本停止了。 此外,为确保国内供应,科兴生物、华兰生物等企业虽接到国外甲流疫苗订单,但最终放弃。只有天元生物在2010年2月,实现了对智利总计130万剂甲流疫苗的出口。 6000万剂疫苗闲置 在甲流疫苗产能及产量不断扩大的另一端,疫苗接种情况却在发生变化。 一位山东疾控系统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因是自愿接种疫苗,最初两批疫苗接种的时候,疫苗供不应求,老百姓觉得这是救命的;但到了第三批,人们的接种愿望就慢慢淡下来了。”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这位人士解释道:“后来甲流疫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死亡案例不多,症状也较轻,人们就没那么紧张了。部分疫苗开始打不出去了。” 而接种人员的积极性也成为影响疫苗接种的一个因素。一位“联防联控机制”内的人士介绍:“接种人员都是高强度工作,没有因甲流疫苗得到额外补贴,接种人员本身没有积极性,对接种工作影响也很大。” 2009年11月,下达第四批甲流疫苗生产任务同时,工信部预计,加上此前的1.14亿剂,到2010年2月底之前,中国各疫苗生产企业总计可以完成1.6亿剂甲流疫苗生产。 “这时,主管此事的中央领导就问还要不要继续生产?卫生部随后让各省汇报是否需要再接种,以及接种的数量。各省政府按照各地总人口建立10%免疫屏障的原则,以省政府文件的方式上报其所需要的数量,卫生部再把需求量发回去让各省核实,来回核实了三次,最终才确定第五批5500万剂的生产计划。”一位了解当时决策过程的官员介绍。 2010年1月14日,工信部向各疫苗生产企业下达最后一次《关于下达甲型H1N1流感疫苗生产计划的通知》,计5500万剂,并要求各厂商在2010年1月底前完成生产,2月底前完成批签发。 此时,甲流疫苗接种率继续下降,据前述官员介绍:“前四批都基本打完,最后一批生产出来后,基本上没人打了,企业生产出疫苗后,很多直接囤在自己库房。” 华兰生物2010年半年报和2009年年报显示,华兰生物全部完成了国家下达的5225余万剂甲流疫苗生产任务,并将其中4063余万剂疫苗运至工信部指定地点。这表明还有1162万剂甲流疫苗存于企业库房。 “工信部给我们指定的运送地点是西藏、新疆、云南等地。延申生物狂犬疫苗出事后,我们也参与了江苏的疫苗供应。剩下的这1000多万剂疫苗,这些省份都不要了。”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证实。 上海生物所的一位人士也透露,其生产出来的甲流疫苗,约有500万剂目前尚在自己库房中。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2010年4月14日通报:截至4月13日24时,国家药监局累计完成批签发的甲流疫苗为1.52亿人份(一人份为15微克/0.5毫升规格),全国累计签收的疫苗为1.14亿人份,累计完成接种9720万人。 这意味着,当时有约3800万剂甲流疫苗成为企业库存,共有5400多万剂甲流疫苗没有被接种。再加上科兴生物于2010年4月和5月按照最初订单,继续批签发的562万剂疫苗。由此,中国未接种的甲流疫苗超过了6000万剂。 7亿元货款遭拖欠 大量甲流疫苗未获接种,乃至囤积在自家库房,给生产企业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这部分货款难以收回。 科兴生物财报显示,截至2010年9月30日,其收到的甲流疫苗款总计约为3420万美元,计2.386亿元人民币。 以平均每剂20元折算(因部分疫苗规格为每瓶30微克/1.0毫升规格,故进行折抵计算),科兴生物完成的2005万剂甲流疫苗生产任务,价值在4.01亿元左右。这也就意味着,截至2010年9月30日,其被拖欠的甲流疫苗款超过1.6亿元。科兴生物企业发展部宣传主管刘沛诚对《财经》记者称,2010年四季度有部分回款,但没有透露具体数额。 2009年,科兴生物全年净利润为1996万美元,约计1.4亿元人民币。2010年1月-9月,其净利润只有44万美元,约为300万元人民币。 华兰生物2010年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其全部产品的应收账款为2.21亿元,
同比增长2.40%;存货2.97亿元,较上年度期末增长55.96%,主要原因包括疫苗产品大量入库,致使库存商品增加。该公司2010年三季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存货2.9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4.66%,主要原因为继续有疫苗产品大量入库,库存商品增长所致。此外,该公司三季报还提到,2010年7月-9月,公司资产减值损失1114.5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35.01%,主要原因就是库存的甲流疫苗效期将至,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甲流疫苗的有效期为一年。 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对《财经》记者透露,该公司迄今被拖欠的甲流疫苗款约为15%。以此推算,其未回款超过了1.8亿元。2009年,华兰生物全年净利润为6.08亿元。2010年1月-9月,其净利润为4.75亿元。 天坛生物一位高管也向《财经》记者表示,至2010年12月,该公司甲流疫苗未回款率约为30%。以此推算,其未回款金额约为7935万元。 据长生生物和天元生物提供的数据,这两家公司被拖欠的甲流疫苗款分别为1.3亿元和1亿余元。 上述五家企业总计存在约为6.56亿元甲流疫苗欠款。国药中生集团旗下上海生物所、长春生物所及兰州生物所对于各自回款情况如何,未加披露。 一位参与疫苗供应计划制定的官员表示,所有的十家甲流疫苗生产企业都被程度不同地拖欠货款,总计超过了7亿元。 政府集体失信 这些被拖欠的款项,原该由谁来支付呢? 有参与甲流防疫决策的专家介绍,对于甲流疫苗属于哪类疫苗,各部委间曾有争论。 根据2005年颁布施行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国疫苗分为一类疫苗(计划内疫苗)和二类疫苗(计划外疫苗)。 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包括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省级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以及县级以上政府或其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如乙肝疫苗、麻疹疫苗等,其特点为免费强制接种。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如水痘疫苗、流感疫苗等。 对于甲流疫苗归于哪一类,最终国家采纳了卫生部的建议,按照世卫组织标准,把甲流疫苗列为一类和二类疫苗之外的第三类,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使用的疫苗”。此类疫苗,为公民自愿注射、免费,所有费用由政府承担。 一位了解内情的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关于购买甲流疫苗的财政资金如何安排,财政部与卫生部之间曾存在争议,卫生部主张由中央财政全部埋单,财政部则坚持按照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共同出资。最后,财政部的
意见获得支持。 按照财政部方案,甲流疫苗款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配套的方式筹措。按不同地区,中央财政给予的补偿比例也不同:西部地区补助80%,中部地区补偿60%,东部地区如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则没有中央补助。 前述官员还表示,中央财政方面,最初用于防控甲流的整体预算是50亿元,其中有8亿元-9亿元用于支付疫苗款——这笔资金在2010年3月之前,已全部下拨到各省财政部门。 以1.69亿剂国家任务疫苗数计算,其总价在38.93亿元左右;以实际获得批签发的1.57亿剂计算,其总计则在36.15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各省共需配套的财政资金总计为25亿元-30亿元。同时按照文件或合同要求,这些疫苗款,应该在生产企业将疫苗配送到各省的指定地点后的1周-2周时间里,由所在省的卫生厅予以结清。 但是就最终结果来看,合同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长生生物的一位管理者告诉《财经》记者,按照工信部下达的订单指令,他们的疫苗配送到东北三省及山东等地,“国家任务里山东是要了600万剂,但最后他们只要了574万剂,并且到目前为止,一分钱都没有给我们。我们联系了山东省卫生厅很多次,也催了他们很多次,他们一点也不配合。” 有山东省疾控系统的官员私下承认:“企业运送疫苗至防疫中心后,虽然每批甲流疫苗在接收时,我们都填写签收单,但给企业的款项的确是欠着的。” 华兰生物疫苗款则主要被云南、江苏等省拖欠,该公司董事长安康介绍,“云南省有80%的中央资金补助,起初协商的结果说,将这80%的资金给我们,但到现在也没有收到。江苏省本来由延申生物负责生产配送,他们的狂犬疫苗出事后,改由我们供应,但江苏的疫苗款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 其他几家受访的企业也反映,不仅最后一批疫苗款被拖欠,此前的几批疫苗款,亦有被拖欠的情况。欠款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没有中央财政资金补助的东部和沿海地区。 如何约束失信者 对于为什么要拖欠这些疫苗款,各省原来安排的购买疫苗及防控甲流的财政资金又是多少?《财经》记者先后采访了山东、江苏、云南等省卫生厅的疾病控制处和规划财务处,但均被告知,不能透露。 不过亦有某省卫生系统官员私下表示,该省财政厅不愿拨付这笔资金给卫生厅,他进一步解释道:“虽然最后一批订单是我们自己上报的,但在订单下达到生产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疫情一下子产生了变化,没人愿意接种。省财政不愿为‘已经过去’的事情付款。” 甲流疫苗款被拖欠的问题,也已引起了中央层面的关注。 2010年10月,卫生部向国务院提交建议,要求“各地要继续执行并完成联防联控机制下达的疫苗供应计划”,意即敦促各地解决欠款问题。虽然这一建议以文件形式下发到各省,但迄今为止,除广东等地有部分回款,其余还款进展依旧迟缓。 对此,数家受访企业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拖欠疫苗款的那些省的卫生厅、财政厅——无论是发达的,还是相对落后的省份,都说是从经济角度出发、节约资金等为由。这实在有失起码的诚信。” 面对政府拖欠疫苗款的做法,疫苗生产企业普遍感到无力:“那些订单,有的有合同,有的只是协议,甚至就是一纸通知。即使有合同约定,我们也不可能去起诉他们,或者对外
曝光。因为像我们生物制品企业,无论是生产的疫苗,还是血液制品,大部分都需要经过地方卫生部门的药品集体招标采购,如果曝光或闹翻,我们担心会被这些省‘封杀’。” 事实上,企业并非多虑,在中国的约40家疫苗生产企业所生产的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均需经过省一级招标采购,疫苗生产企业相当一部分业务需要和政府做生意。 近年来,中国还增加了免疫规划疫苗的种类,加大对此类疫苗的投入,“政府生意”对疫苗生产企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2007年之后,原本由省级财政进行的一类疫苗采购开始纳入中央财政。采取的政策是中央转移支付,采购则仍由省级政府来进行。 此外,上述疫苗生产企业同时还是血液制品生产商,占其企业营收半壁江山的血液制品,更是从前端的单采血浆站,到终端的生产销售,均处于各级卫生部门监控之下。 科兴生物、华兰生物、天坛生物三家上市公司,另有对外如实披露信息的义务,也需对大小股东“有所交代”。华兰生物在2010年半年报和三季报中,“谨慎”地披露了部分信息。董事长安康表示:“作为上市公司,我们压力更大。这件事瞒是瞒不住的。” 科兴生物与天坛生物,则一边强调企业有自己与政府沟通的管道,还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一边也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要解决可能越来越难了。” 一位“联防联控机制”内的官员,更直接地对《财经》记者表示,要解决疫苗欠款,落实地方配套资金,实为“遥遥无期”。 “善后机制”需配套 实际上,因为疫情没有事先设想的严重,导致甲流疫苗过剩的现象不单发生在中国。 早在2009年11月,荷兰即宣布要转卖3400万剂订购疫苗中的1900万剂;西班牙则于当年岁末,通过与疫苗厂协商,退掉3700万剂疫苗订单中的三分之二。2010年1月,德国、法国、美国等,相继与葛兰素史克、赛诺菲-安万特、澳大利亚CSL等公司达成协议,大规模地削减了原来的疫苗订单。 2010年1月20日,日本政府从葛兰素史克、诺华分别购买7400万人份、2500万人份的甲流疫苗,总价值约1126亿日元(约合84.92亿元人民币)。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因甲流在日本已告一段落,2010年3月,日本厚生劳动省与葛兰素史克取消了三分之一的订单;6月28日,厚生劳动省与诺华达成协议,取消原合同三分之一的订单,并支付92亿日元违约金。同时诺华公司有1662万人份的甲流疫苗因超过使用期限而废弃,价值约214亿日元的废弃疫苗由日本政府埋单。 对于甲流疫情防控的得失,世卫组织和各国各自进行了评估。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负责人曾表示,“(面对疫情)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这个方针一直没变”,对于疫苗过剩的问题,日本前厚生劳动相舛添要一则表示,“准备了而没用,这是最好不过的了,不够的话是会引起恐慌的”。 在中国,一位卫生部的官员告诉《财经》记者,2010年7月,国家应对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委托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中国内地的甲流防控工作进行阶段性评估。这是中国首次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系统的大型独立评估。 2010年12月28日,一位参与评估的专家对《财经》记者介绍,时至今日,评估工作仍然在进行中,对于甲流疫苗欠款的问题,他们也有所了解。在他看来,中国应对类似公共事件,需要有善后机制的配套,“像地震、战争,也像这样的疫情防控,事后都要有相应的机构和制度,来处理征用补偿、尾款结算等问题。” 这位专家还表示,甲流疫苗欠款如不能妥善解决,一方面有损政府的基本诚信,另一方面也会对中国未来应对类似大型公共卫生事件,造成不良的影响,“至少企业的积极性将大受挫折”。 类似这位专家的担心,同样普遍存在于受访的国家部委、生产企业等多方人士中。
七亿元甲流疫苗欠款调查:省政府集体失信
时间: 2024-09-21 12: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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