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文：个人境外投资政策给力民间资本

周德文　　民间资本，基于意识形态的解冻以及拔去贫穷这颗芒刺的开拓渴望，从中国侧翼奔涌而出。30来年的经济发展、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盛世之下，中国民间资本的积累也得到闻所未闻的跃进式发展。以温州为例，温州民间资本量至少有8000亿元，加上在外经商的温州人资本，温州人能够调动的资本量已超过1万亿元。然而，挣脱意识形态枷锁，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民间资本，也正遭遇重重现实瓶颈。　　实业利润趋薄，越来越多的温州资本从实业领域逃离。　　温州大部分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实业利润不断摊薄。温州民营企业普遍反映，2010年亦喜亦忧，喜的是销售额上去了，忧的是利润大幅下降。大量传统中小企业毛利润率只有1%－3%。而转型，这个看起来大势所趋的经济现象，具体落实到企业个体也是一波三折，升级能力明显不足。　　逃离劳动密集型实业的民间资本，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出口。资源、金融、教育以及医疗等方面，民间投资也经常迈进窄门：新旧“非公有制经济”36条政策的口子让民间资本兴高采烈，但事实上，国企垄断的玻璃门处处存在，尤其是行政性垄断的存在，导致民间资本频频碰壁。伸展空间不足，目光游离，规模浩大的民间资本成了散兵游勇。　　投资路径狭窄，使得温州资本一直在等待观望并寻找新的投资领域。　　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行，增加了民间投资的新花样，为踯躅徘徊的民间资本提供了开拓空间，降低了民间资本投资的制度门槛，有利于有效疏导“漂移不定”的海量资本。　　化学诺贝尔奖得主伊里亚·普里戈金提出“耗散结构理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有效能量会越来越少，为了维持正常的系统运行，社会和生物的结构都必须产生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以与周围的介质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单个生命体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仅局限于高速增长，更是开放下的高速增长。民间投资的大量积累，得益于日益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不过，境外投资方面，仍存在不少制度障碍。如民间对外投资渠道过于狭窄，个人对外直接投资局限于B股、QDII产品？投资于海外市场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发行的外币理财产品、外汇及黄金买卖，要进行其他方面的投资，只能曲线投资。沾上“曲线”，往往会增加时间、精力和财力消耗，这增加了对外投资的制度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民间对外投资的质量和热情。　　作为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为大量民间资本开通了一个新的投资领域——境外投资实业，有利于鼓励民间投资走出国门，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发展中。　　民间投资积极走出去，还有助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转型。劳动密集型利润偏低，症结在于企业处于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端，只赚中间部分的加工费，上下游的利润被别人赚走了。民间投资渠道进一步拓展，能够激发民间资本向海外上下游发展，促进企业转型，投资的灵活性大大提高。　　国家以温州作为个人投资的试点，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首先，温州民间资本巨大，是民间资本的典型代表。温州具有灵活的民营企业机制，在资本集聚上具有特定的模式，只要发现有好的投资项目，温州人就能在民间筹集到大量资金。　　再者，改革开放以来，温州资本就不拘泥于国内，不断走出海外。截至2009年，60多万温州人在93个国家和地区创业，设立境外企业500多家。　　大量温州资本在海外扎根并“繁衍生息”，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有利于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少走弯路，增加投资的功率。　　以温州作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是民间投资制度门槛降低的信号，值得庆祝和期待。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真正落实到现实层面，并由点扩大到面，将对政策的张弛有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政策上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点，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和支持。另一方面，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监管。应加强对个人投资的理性引导与疏通，以避免资本一哄而上。　　一直以来，民间资本对空间的扩展渴望，从未停止。就未来而言，民间资本施展拳脚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当前民间资本遭遇瓶颈更是无法忽略的事实。此时，适度理性的境外投资开闸，带动民间资本对外突围，有利于正确引导民间投资的走向，为民间资本提供了正规有序的泄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