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魔鬼交易：商人与政府结盟屏蔽其他商帮

吴晓波　　聪明的晋商通过与政府“结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帮的进入，同时也将产业的规则裁判权上缴。　　现在，商帮这个概念很流行，号称“天下第一帮”的晋商最有钱的时候，资本总额超过一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衰落的。今天说说这事。　　晋商出名是在明初，到了清道光年间，平遥人雷履泰发明了票号。他原本是做颜料生意的，发明了一套密码法，可以保证票据的安全性。票号一开始做的是民间生意，为旅外的晋商解决银两搬运的难题，后来它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种种特权，竟然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业。　　第一个特权是获得京饷（地方上缴中央的财税）及协饷（各省之间的官银往来的汇兑权）。这两笔金融业务无疑是最大而最为丰厚的。　　晋商获得的第二个特权是行业准入资质。1884年（光绪十年），清廷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还必须得到同业者的联保。由于此前票号多由晋商开办，所以很“自然”地进入壁垒，票号产业渐成晋商专利。　　这显然是一项“魔鬼交易”。聪明的晋商通过与政府“结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帮的进入，同时也将产业的规则裁判权上缴，票号从此披上官商经济的外?袍。　　清帝国的最后十年，是山西票号的“黄金时代”。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祁县乔家的大德通票号率先得到密报，设法将老佛爷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三十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　　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　　因为利润均来自于官家，所有票号的经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票号商人对官府的打点可谓无微不至，每到年关，从旧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两三车的礼物，去打点相关官府的上上下下，从管事到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　　“极炫耀处，即衰落处”，这似乎是事物的公理，票商之没落也因它们的既得利益过大，与政府的“交情”太深。　　票号极盛之时，正是西方银行模式引入中国之际。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奉谕主事的户部尚书鹿傅霖与票商素来亲密，盛邀入股。平遥的各票号总号开会商议，集体决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经理参与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让浙江绸缎庄商人参与筹办。四年后的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邀票号每号出二人协办，票商大股东不愿与江浙财团“同台分利”，又予拒绝。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庙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1914年10月，首开票号先河的日升昌宣布破产，8个月后，留美归国的风华青年陈光甫在上海创办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民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晋商兴衰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道理：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最终都会一一失去。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　　这个道理真的很简单，很朴素，可是很多人就是打死不相信。　　作者：吴晓波（财经作家，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常年从事公司研究）　　联系作者请发：　　Email：wxb680909@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