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种媒体而言，对传受关系的观察研究不是第一位的，也是第二位的。我更进一步地认为，在经典的施拉姆SMCR传播模型图中，比那些模块更重要的是，模块之间的联线与箭头指向。
在传统媒体的架构里，传者和受者是壁垒分明的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专业的记者、编辑、评论员等文化媒介人（所谓掌握话语权的精英分子）组成，后一部分则被称之为大众。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眼里，大众不是需要被鄙视的，就是需要去值得同情和救赎的。
传者和受者的互动不是没有，而是很少。网络的诞生，使得互动前所未有的增加。不过，传者依然是传者，受者依然是受者。这句话的意义不在于“传” “受”两个字眼的本身，而在于他们在话语权的占有份额。“受者”们依然众星拱月式地围绕在“传者”的周围，无论是传受还是受受，他们的确存在互动，但地位显然是不平衡的。
地位的不平衡，有两种表现：其一、传者可以删除受者的话语反应，而受者无能为力（硬的不平衡）；其二、传者的话语占有重要的位置（比如网站的首页，比如头条）而受者的话语只能可怜兮兮地附着在这个话语之后（软的不平衡）。特别是后者，其实受者给出的互动越高，越使得传者的话语在更高的位置上。换句话说，高高在上的传者是受者自己一手打造的。
这和网络的架构有关。虽然互联网诞生之初并不是服务器端对客户端的设计（后文我会展开这个论述），但事实上的演变却成了这样一种设计。web2.0所带来的P2P潮流，不过是对互联网的本真进行一种回归罢了。这种回归，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社会流动”。
教科书对于“社会流动”的定义是：就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言，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差的被成为封闭社会（比如某些崇尚种姓制的国度），反之则是开放社会（比如号称拥有美国梦的某些国家）。如果将互联网看成是一个">虚拟社会的话，我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结论，其实就中国而言，站在社会流动的角度上，前十数年是一个封闭社会。
事情有了转机。拜六个支柱定律所赐，受者们开始掌握流向传者的魔棒。比较简单的例子是，我这个原来只能看记者们写文章的受者，现在也转变成了让记者们看我写文章的blogger，当然，这两者同时存在。
新媒体让传受两个部分变得日益模糊起来。这和社会的变迁如出一辙（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今天已经很难坐实到某个具体的人头上，负债累累的房奴可能却是某个上市公司的股东）。一个世纪之前，社会的精英和大众还是泾渭分明的，但今天，某些领域的精英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的草根，某些领域的草根则是另外一个领域的精英。专业化分工的深入让社会流动在加速。法兰克福的那些学者们（哈贝马斯除外），无论他们的研究取向是否需要争议，他们的研究基础却不复存在。因为，事实上，已经没有一个纯粹的大众可供鄙视和救赎了。
同理，传受关系的模糊，使得单纯研究传者或者受者已经显得不够充分（不过，依然有必要）。新媒体的研究着力点不在于传者，不在于受者，而在于传受的转化，以及，这种转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