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罗奇、何华：经济复苏言之尚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上）　　史蒂芬·罗奇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左）　　何华 野村证券董事总经理兼亚洲股票债券研究部主管（右）　　主持人：中国证券报记者 朱茵　　股市调整不可避免　　主持人：罗奇先生认为，现在世界经济处于最严重的危机和衰退中。在这种预期之下，我们的股市表现是不是会最终被证明是昙花一现、不具有可持续性？另外，现在对于通胀和通缩的争论比较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史蒂芬·罗奇：股市涨得有点太快了。恐怕是过于乐观地透支了2010年和2011年的经济复苏和公司盈利，股市会出现调整。接下来的两个月，这种反弹肯定会回缩，现在恐怕就已经开始孕育了。全球经济会复苏，但这种复苏可能会比很多人希望的要弱得多。　　关于通胀和通缩之说，我认为那些对于高通胀的担心恐怕有点过头了。中国以及美国最近的数字表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通缩的风险。鉴于今年经济的严重衰退以及未来两年所预期的非常弱的经济复苏，现在经济中供需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距和缺口。在这种情况下，通缩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差距、缺口弥合上，然后才需要担心目前的货币政策以及可能导致通胀的一些经济政策给经济带来的通胀方面的压力。　　何华：股市今年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终的关键还要看公司的盈利情况，而不只是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利润增长还是两回事。　　全球经济复苏言之尚早　　主持人：过去的两个月，全球的股市开始有所抬头，全球经济是否露出复苏苗头？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现在很多人感到可以乐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很有可能现在的嫩芽在今年夏天就会变黄了。至少是在今年年底或明年，甚至到2011年美国的失业率将上升，潜在的产能和实际产出之间的差距会继续持久。　　史蒂芬·罗奇：现在就开始庆祝全球经济开始复苏，恐怕还为时尚早。我们现在正陷入二战后最深的一次危机中。要从这场巨大的危机中复苏，还要假以时日。此次衰退和前三次经济萧条比较，无论是人均GDP、工业总产值、全球贸易还是失业率的上升，都可以看出目前的这场衰退，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预期今年全球贸易萎缩会达到11.8%。这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最糟的年度贸易下滑相等。30年代大萧条时期，期间累计贸易下滑达到60%。特别是对于以贸易为主导的亚洲以及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来讲，这一次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复苏的嫩芽会慢慢变黄，恐怕不会像那些热情的园丁期望的那样开花结果。　　何华：全球经济的调整过程还需要一段时间，具体多久还很难说。发达国家政府出台的政策力度相对有限。美国的调整可能会快一些，美国的经济恢复时间表可能会好一些，欧洲的情况坏一些。全球股市前一阵都步入低谷，但是在3月底，随着流动性和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后，股市完全改观，估值又接近相对合理的水平。　　中国经济将实现7%-8%增长　　主持人：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各位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是怎样的？中国经济会呈现怎样的走势？　　史蒂芬·罗奇：中国的出口占整个GDP的份额，从2001年的20%上升到2007年的36%。这是由于中国2001年之后对出口的依赖度上升，使得这场巨大的全球衰退造成对中国的外部冲击。这种外部冲击造成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中国的增长速度急剧放缓。中国要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要让中国经济的增长能从依赖出口转到依赖中国国内个人消费来拉动。　　过去几个月中国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措施，主要是靠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希望能够靠这种支持，可以暂时让中国经济振兴起来，然后期待着世界经济快速反弹，再给中国提供支撑，让中国出口快速恢复增长。　　这种积极的财政措施可能让2009年经济实现大约7%、8%的增长，这比我本人几个月前的预期要高，但到2010年，可能会出现倒退，全球经济可能还是保持在一个疲弱的状态，没有办法给中国出口拉动型的经济提供外部需求支撑。这样一来，风险非常大。　　考虑到中国在2009年出现预期的经济增长后，可能2010年会出现弱于预期发展的情况，所以说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出现“V”字反弹，恐怕为时尚早。我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更可能接近“W”形。　　何华：我们对中国的观点很明确，是已经探底了，很多政策的效应在第二季度会更加明确地体现出来，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能达到8%，2010年将达到8.5%。所以，我们更担心经济过热。　　外资撤资对中国影响不大　　主持人：有一些大的机构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从中国撤资。比如美国银行出售了他们所持有的建设银行的资产，如何看待未来金融机构对新兴市场的策略？　　史蒂芬·罗奇：的确，这次危机对于很多金融机构来讲都是破坏性的影响。美国银行确实出售了他们在建行投资的相当大一部分。但他们仍然保持了原始投资的三分之二。我认为他们仍然保持了他们原有投入的较大比例，这就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的一个长期承诺。　　现在深陷于危机中的所有大型金融机构，恐怕都在重新审视他们的优先发展次序和核心竞争力。确实有些金融机构在新兴市场上力量铺得太开，不管是亚洲、南美、中欧还是东欧，现在他们需要从这些市场上撤回资本，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达到他们本国的监管机构所要求的更为安全的水平。但我们不能把这看成是他们对于中国发展承诺的一个降低。这可能只是这些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金融机构对于他们资本的安排以及优先顺序的一个重新整理。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展中国家是最可能受到危机重创的群体，很多国家受到的冲击很大，面临着资本外流、贸易的萎缩、商品价格的下降以及汇款的减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很多的资源来出台像美国那么大的刺激计划。反而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的刺激方案和中国的GDP比重不逊于任何国家。　　很多国家对自己的资产进行担保，包括发达国家想做银行担保，但是担保的信誉也抵不上政府所担保的信誉。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流回到美国。　　这个危机也带来了好消息，因为八国集团知道不能靠一己之力来解决问题，必须让新兴经济体也参与其中。这是很久以来就需要的变革，由八国集团变成20国集团了，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却也是有问题的。再者，这是全球性的危机，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来应对。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政治全球化的速度。因此全球经济快速复苏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　　在金融危机过后，何时开启复苏之旅？当中会萌发哪些新的生机和机遇？本期圆桌汇集了三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也是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曾长期担任大摩首席经济学家，还有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野村国际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地区股票债券研究部主管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