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的锋芒之下G7面临转型

在G20的锋芒之下，G7面临转型　　2010年冬季达沃斯年会刚刚落下帷幕，2月5日至6日，西方七国(G7)财长会议与央行行长会议接踵而至。　　同样选择了一个白雪皑皑的小镇，商讨当今世界上最令人关注的经济话题。不同的是，与达沃斯阳光下的炫目相比，伊卡卢伊特(Iqaluit)——这个距离北极圈仅有200英里的加拿大北部小镇，并没有因为G7的召开而吸引更多人的关注。　　找出共同办法确保复苏之中的世界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应对欧洲债务危机、加强金融改革与监管以防止金融业再度拖累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系此次G7会议探索的主要议题。此外，汇率、海地债务等也是会议焦点。两天的会议就相关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七国集团将继续执行经济刺激计划，帮助希腊等国尽快走出债务危机，并且还将免除各自同海地间的双边债务以助该国灾后重建。　　除此之外，成果乏善可陈。　　在金融改革等涉及世界经济未来的重要议题上，七国未能达成重要共识。美国要求发达国家继续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以避免经济复苏受阻。一些国家却更关心“退出”政策，因为持续一年多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高赤字和通货膨胀令这些国家的未来充满变数。　　金融改革“貌合神离”　　为应对金融危机与防范危机重演，同时也是迫于国内和国际的压力，美国和欧洲都启动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1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沃尔克法规”(Volker Rule)。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此前也提出对银行投机行为增税。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茂荣对《财经》记者说：“美欧改革措施主要是整合监管权力，设立超级金融管家，扩大监管范围，填补监管漏洞，统一国际监管标准，防止监管套利。”　　但在此次会议上，如何改革金融系统，G7领导人争论未果。“尽管美欧都赞同统一全球监管规则，加强全球政策协调，但美欧在出发点、目标与监管规则等主要方面存在明显分歧。”张茂荣对《财经》记者说，“美国金融改革方案主要是解决国内金融问题，使金融机构经营回到倚重传统商业银行模式，追求风险和收益平衡，收敛过度投机。而欧洲金融改革方案旨在‘去美国化’。欧洲认为，本次危机是美国金融模式引发的危机；由于盲目相信、依赖美式金融机构和产品，因而遭受严重打击。”　　对于奥巴马提出的银行机构剥离其庞大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PE)业务，并停止自营业务，其他与会各国表示，这一“激进”的举动将损害金融机构利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德国等其他国家并不愿意在这方面追随美国，因为它们对银行的监管并没有像美国那么宽松。　　另外，奥巴马的“沃尔克计划”欲将对冲基金等置于严格监管之下也与英国利益相左。用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话来说，加强对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及风险资本的监管，将极大损害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欧洲80%的对冲基金和60%的私募基金机构集中在伦敦，若欧盟按监管方案行事，这些机构将可能转移到瑞士等国家。　　对此，一直致力于保住伦敦作为欧洲最大金融中心地位的布朗政府不会坐视不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告诉《财经》记者，英国在G7会上关心的是，对银行高管奖金征收高额赋税以遏制金融业过分投机，虽然这也没有得到其他与会国的普遍认可。　　汇率旧调重弹　　人民币汇率似乎与G7会议有“不解之缘”，此次再次被摆到台面上进行抨击。但是，业界对人民币是否升值仍然充满争议。　　早在此次G7会议召开之前，加拿大财长费海提于2009年12月底就曾对媒体表示，此次的G7与G20将着重讨论人民币汇率等，以试图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因为中国等国家经常账户盈余过剩，而美国等其他地区赤字过多，引起全球经济失衡。”费海提说。　　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哈继铭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汇率只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因素之一；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与储蓄率有关，即一些出口国、尤其是中国的储蓄率过高，而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储蓄率则过低。　　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2009年中国央行买入4531亿美元，因此对汇率形成了干预。在世界看来，似乎中国的政策是将人民币维持在低位——而这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商是不公平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
同比增长23.28%。2009年全年国家外汇储备共增加4531亿美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则表示，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一个必然结果。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指责日本制造全球经济失衡，并与日本大打贸易战。G7会议通过《广场协议》致使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240日元一直升到1美元兑80日元，但是日美贸易顺差依然存在。“因此贸易顺差与汇率无关，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果。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就要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向松祚说。　　新加坡投资银行大华继显研究部主管王傲超告诉《财经》记者，美国、欧洲已经把人民币问题政治化，汇率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哈继铭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现在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已经恢复近18%，接下来出口还有可能加速；此时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对出口、就业的影响的担忧，已经不如一年以前。　　但是，亦有业内人士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坚持，目前出口同比增速较高，一方面是因为2009年年初的时候出口基数很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2009年11月以前，人民币随着美元对欧元等国际货币贬值。　　未来，基数因素会消失，而当前人民币对欧元、英镑、日元、瑞士法郎等大幅升值，加上欧洲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因此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1月22日对记者表示，中国近期不可能升值人民币，至少在2010年6月之前不会这么做。中国若对当前经济复苏的持续性更为乐观，将会重新返回人民币对美元渐进式的升值轨道上来。　　退居其次　　相比以往G7会议，这也是一次“休闲、低调”的会议。与会者放弃正装，不少人以毛衣上阵，围坐在壁炉边商讨世界经济困局的破解之道。期间，由会议东道国加拿大财政部长詹姆斯费海提(Jim Flaherty)安排，不少参会代表还体验了极地狗拉雪橇的美妙之旅。一贯严肃的G7会议显示出了“休闲”的气氛。作为一种显著变化，会议结束时刻，也未遵循G7之前的惯例发布联合声明。　　詹姆斯费海提在会前吹风会坦言，新形势下七国集团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发挥领导作用了，但可以坦率地讨论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贡献建议。　　其实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峰会的声明已经宣布，G20将取代G7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协作组织。　　“G20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事务的首要协调机构，显示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张茂荣对《财经》记者说。　　2008年9月15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等G7成员国意识到，单靠西方努力不可能战胜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危机。而G20既有发达国家又有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成为全球商讨应对金融危机的最佳平台。　　在美国倡议下，G20迄今已先后召开三次领导人峰会，在抑制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制止实体经济大滑坡、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等获得进展。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亦承认，在二十国集团地位日益上升的同时，G7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他坚持认为G7仍是协商国际经济事务的主要平台。　　“G7毕竟由世界上最发达的七个工业国家组成。另外，G20成员多，决策效率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G20对世界经济的作用短时间内还很难取代G7。”张茂荣告诉《财经》记者，“但是，G20‘升级’加之新兴经济体将拥有更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预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形成。”　　从2011年起，G20峰会将每年举行一次，业内人士预计G7由此退居次要位置，转而主要关注国际安全与外交等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