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为众：中国企业未来30年

作者：朱为众　　关键词：新财富；梅林原则；中国企业　　以梅林原则展望中国企业未来30年　　中国企业应当把改革开放前30年未能实现的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和品牌的目标列入下一个30年的愿景。按照梅林原则进行推演，要实现这一愿景，不仅需要每一家企业以创新为DNA，提升领导力，保持专注与全球视野，也需要改善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环境。　　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新近发布的2009年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上，中国品牌依然缺席。为什么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强盛了，中国品牌仍未崛起？其实这并不奇怪，中国取得经济奇迹主要靠的是蚂蚁雄兵般的中小企业，蚂蚁啃骨头当然精神可嘉，但要打造卓越的世界品牌，光靠它们显然不行。至于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虽然已经为数不少，但它们的收入大多依靠垄断经营，放在一流企业和品牌这杆秤上也还是分量不足。　　作为一个群体，中国企业无疑应当把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和品牌列入下一个30年的愿景设计中，而要实现这一愿景，我们不妨引入梅林原则进行推演。梅林是《亚瑟王》故事中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预言家，他预测事物的方式在管理学上被发展成了一个有趣理论—梅林原则，即站在未来的角度回头看将要走过的路和发生的事。让我们试着用梅林的眼光，审视中国企业要将这一愿景转变为一段将来进行时的历史，需要从哪些方面付出努力。　　从企业家到商业领袖　　中国没有一流的企业，首先是因为没有一流的商业领袖。国内常用的“企业家”一词，其实从法语的Entrepreneur翻译而来，强调的是创业者，美国有一本叫《Entrepreneur》的杂志就是专谈这类人的创业故事。国内民营企业的掌舵人大都也是企业的创办人，称他们是“企业家”也还符合事实；但对国企的掌门人，这一称呼就未必合适。美国的跨国公司也非常推崇企业家精神，即创新和主人翁精神，但在美国公司里，没有哪个首席执行官会被称作“企业家”，他们被统称为“商业领袖”。　　企业家当然决不等于商业领袖，中国不缺企业家，缺的恰恰是商业领袖，尤其是世界一流的商业领袖。没有世界一流的商业领袖，哪来的世界一流企业？没有世界一流的企业，哪来的世界级品牌？所以，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目前还是“三无”工厂：一无一流商业领袖；二无一流企业；三无一流世界品牌。这个工厂虽大，形象却还不够好，“中国制造”的含金量还不够高。Interbrand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印象仍以廉价为主(图1)。更让人担忧的是，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廉价的“中国制造”伤害了中国品牌的整体形象(图2)。　　商业领袖的诞生需要时间，像海尔的张瑞敏、万科的王石、联想的柳传志和华为的任正非，已经完成了从企业家到国内商业领袖的蜕变，但他们还远不是世界级的商业领袖。几乎可以断言，中国的世界级商业领袖将在企业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领导人中产生。这颇有点像中国的领导人，开国先驱们以传奇色彩打下一片江山，新一代领导人则以全球化视野和集体智慧在这一平台上实践，学习和提高并最终影响世界。　　商业领袖的诞生同样需要领导力的提升。现在商业界最没有争议的理论就是：商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是领导力的竞争。可是在领导力方面，中国企业有着先天的不足。我们来看三个百分比：硅谷的亚裔专业人员高达60%，他们不仅是美国的中产或富裕阶级，而且是美国高科技革命的主力军；亚裔学生在美国最顶尖的20所商学院的占比高达28%，显示亚裔重视教育的传统为下一代赢得了更高的起跳点；然而，美国财富1000强公司里，亚裔最高层管理人员的占比仅为可怜的1.5%。也就是说，在薪酬、职业和受教育方面拥有优势的亚裔，在攀登美国大公司阶梯的路途中却纷纷中箭落马。这里所说的亚裔，很大一部分是第二或第三代移民，他们不但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很多甚至已经不再说母语，所以，值得探讨的是一个文化和价值观的问题。　　亚裔，尤其是华裔，素以“君子讷于言敏于行”为美德。在世界日益扁平、国界日益模糊的时代，这常常成为华人的一个软肋。美国商界有一个说法：交流就是领导力。这虽然可能有失偏颇，但交流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华人则往往是不懂不说，懂了还是不说。　　再就是中国文化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唯命是从的价值观，构成了另一根美德软肋。这种文化培养出来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被领导者。在家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在学校是个听话的好学生，在单位是个听话的好员工，这样的人当不了领导，即使因为唯唯诺诺当了领导，也谈不上有真正的领导力，更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商业领袖。　　打破创新的瓶颈　　一流的企业必然有着持续创新的能力，从而为品牌不断注入活力。企业的创新不只包括发明创造等技术创新，更强调以崭新的商业理念、经营模式拓展传统经营之道。比如，我在一次主题为“创新”的论坛上听到美国一家经营猪肉的公司讲改变经营之道，把传统薄利甚至赔本的生猪肉生意改为生产用微波炉加热后即食的半成品，满足“时间饥渴”的消费者要求省事、方便的要求，结果大获成功；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是一家经营铺垫花园的木屑片(防止水分流失和阳光暴晒并美化花园)的公司，在传统的生产和批发模式受到挑战后，转向上门为消费者提供铺垫花园木屑片的服务，同样大获成功。这两个故事都谈不上发明创造，却是典型的创新。　　其实，国内人熟悉的星巴克咖啡就是一个最佳的创新案例。星巴克卖的是西方人喝了至少几百年的咖啡，这当然不是发明创造，其创新在于把优质的咖啡提供给原本被认为只愿意花一点点钱喝最低劣咖啡提神的美国消费者，更妙的是，它的经营者营造了一种咖啡文化，让消费者享受的不仅是咖啡，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所以风靡世界。我刚从奥地利度假回来，当我在咖啡店星罗棋布的奥地利看到以会喝和能喝咖啡著称的奥地利人趋之若鹜去星巴克享用这种小黑豆子煮的汤时，实在是佩服这一创新品牌的力量。　　值得玩味的是，不仅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不断创新、挑战自我的美国品牌在欧亚市场无往而不胜，微软、英特尔、谷歌等高科技时代的创新代表都产生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等8位华裔科学家，也无一例外在美国受过教育。为什么？美国人的血液中有一种桀骜不驯的精神，这种精神孕育了成为美利坚民族基因的创新能力，同时，美国的教育制度则保护和培育了这种创新的能力。　　细细品味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先天不足，不能不寻根究底到中国教育制度上。中国死记硬背式的教育方式从科举时代延续到今天，形成了中国人一元化的思维方式，热衷追求标准答案，不善创新和发散性思考，从而作茧自缚，织出了一张束缚民族兴旺发达的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是最近成为焦点的钱学森之问。平心而论，中国的教育如今有了可喜的长进，但对于鼓励创新还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瓶颈。这个瓶颈不打破，中国企业的创新和突破必然受到严重的约束。　　要做就做世界品牌　　常常听到国内企业家谈振兴民族品牌，这其实是一个战略视野的问题，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民族品牌没出息，要么做世界品牌，要么免谈。　　一个例子可以为证。美国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一个举措是“现金换破车(Cash for Clunkers)”，即政府为每个以旧车换购新车的消费者补贴3000-4500美元。这一措施出台后大受欢迎，不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占据销售榜前两名的汽车品牌分别是日本的丰田和本田。可见，消费者在用他们的血汗钱和政府补助投票(购物)时，根本不会看你是不是民族品牌！世界在变得日益扁平，要参赛就必须是世界水平，中国企业在制定走向世界的战略规划时，首先要做的就是超越国界。　　中国品牌中，联想在美国的知名度可谓遥遥领先(图3)，但已经走向世界的联想，与同行相比仍相形见绌。今年三季度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市场份额排行榜上，联想仅居第四，前三名分别为惠普、宏碁、戴尔。不要忘记，任何一个没有国界的行业里常常是一山二虎，第三名往往如履薄冰，老四更是危在旦夕，随时可能出局。何况电脑界如果按创新、品牌效应排名，还有一位真正的霸主苹果，所以，联想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2009年2月联想换帅，由柳传志复出取代杨元庆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或正是一种反映。　　“日本黄瓜病”需要根治　　“日本黄瓜病”的案例来自我家：自从建起蔬菜园，我和太太培苗、施肥、浇水忙得不亦乐乎，结果寄予厚望的黄瓜藤壮叶茂，就是小黄瓜个个发育不良。我们无奈翻出种子包装袋才发现，栽培要点中赫然写明：“开始结瓜时，10节以下侧枝全部打掉；中上部分枝出现，每一分枝留一条瓜，瓜上节留1-2片叶去尖，防止瓜秧疯长”。可以说，中国企业是“日本黄瓜病”的严重群体患者。咱们中国人有个跟风的劣根性，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什么赚钱做什么，有的企业家名片掏出来吓人一跳，房地产、汽车美容、歌舞厅外加餐馆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密密麻麻。贪多不专注的结果是，花开得不少，小黄瓜也结了不少，但是个个营养供应不上，致使小黄瓜很快萎缩夭折。　　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致很难有中国的企业家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作出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唯一的途径。可口可乐专心做可乐，成为世界消费品领域的领先者；丰田专注于做汽车，成为日本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司。进入一个行业，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我非常赞同大前研一关于专注的理论，但并不同意他关于专注“才是赚钱唯一途径”的说法。君不见，并不专注的李嘉诚、王永庆都赚到了钱。但是，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这三条说华语的小龙都没有创出顶尖级的世界品牌，倒是日本人领先，韩国人紧跟其后，打造出了几个响当当的世界顶级品牌。所以，我把大前研一的话改为：“专注才是打造世界品牌的唯一途径。”李嘉诚、王永庆钱可能赚得不少，但他们的生意经我称之为“小财主”式的生意经，一是时过境迁，不可复制；二是永远与品牌无缘。所以，“日本黄瓜病”也可以叫“品牌不孕症”，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打造顶级世界品牌，这个病非根治不可。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和平奖的双料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曾用渡河来比喻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经过30年的成长，中国企业同样来到了水深流急的大河中央，要到达世界一流的彼岸，不仅需要每一家企业以创新为DNA，提升领导力，保持专注与全球视野，也需要改善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环境。　　如果未来果真如此演绎，那么30年后我的愿景应已实现：中国企业应当成为崛起在世界名企之林的一棵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从中生发出众多为全世界所熟悉的品牌；作为各行各业的主力军，它们不但继续支撑中国的崛起，而且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传奇的一支和平力量；中国的商业领袖和中国的政府领导人一样，将在世界大家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