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浩：民间资本将促进电信业转型提升通信福利

陈丽容　　由国家发改委拟定的《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意见》(下称《改革意见》)日前正式获国务院批准并公开发布。　　《改革意见》结合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强调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明确要求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负责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电信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带动社会投资。那么，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有哪些好处？民间资本应如何有效地进入电信业？针对此类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电信政策专家黄浩。　　民间投资是深化电信改革一大着力点　　1998年以来，中国电信业始终没有停止过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改革的主旨就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最近的改革主要是电信重组和3G牌照发放。黄浩认为，最近的这两次改革尽管还赋予了其他政府目标，但也并没有偏离“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改革主旨。因此，这次《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就电信行业来讲，通知中的改革意见既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改革主旨的继续；也是在国际金融背景下，国家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的体现。　　事实上，去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世界经济面临严重挑战，我国经济也没能幸免，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与此同时，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也得以更加充分地暴露。对此，黄浩强调，“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昭示我们：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民间资本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可以说没有民间资本的进入，就没有我国改革开放的繁荣局面。但是，由于存在政策或者行政性壁垒，民间资本在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行业受到较大限制。这既不利于民间资本的发展，也不利于这些行业的竞争。金融危机对民间资本的冲击较大，金融危机也影响了电信等行业的发展，所以深化电信等垄断行业改革、拓展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改革选择。”　　促进电信市场竞争，提升民众通信福利　　那么，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黄浩用“作用明显、意义重大”八个字来形容。　　首先，降低单一资本相互竞争的竞争和监管成本。多年来，我国基础电信市场竞争都是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竞争，这种单一资本之间的竞争形成同资竞争的局面，带来国有资本重复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诸多问题，资源共享政策出台尽管对这种恶性竞争有所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同资竞争的尴尬局面。同时，国有资本控制基础电信市场，严重制约电信监管职能的独立有效发挥，异化了电信市场监管和市场竞争。此外，对国有资本本身还要进行监管，带来较大的监管成本。民营资本进入基础电信行业，可以形成不同资本之间正常意义的竞争，降低非理性竞争的成本，降低电信监管成本和国有资本监管成本。　　其次，民间资本进入电信行业，可以促进行业发展和繁荣。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和通信需求的发展，通信服务向信息服务转化，通信行业产业链条拉长，服务内涵不断深化，要求更多的资本、更多内容提供商进入这个行业，民间资本的进入无疑会促进行业的转型和发展。　　最后，民间资本进入对于消费者好处多多。民间资本进入促进电信市场竞争，通过竞争增加老百姓选择权，促进电信业务快速发展和普及、资费不断下降、业务种类日益繁多、服务质量极大改善。　　政策最终落实还需配套措施支持　　根据有关统计，目前95%的民营企业是中小企业，95%的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与“财大气粗”的国有资本相比，民间资本似乎是实力不济。但是，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可以使得小资本增值成大资本，也可以使得大资本萎缩成小资本；竞争可以使得没有经验的企业发展成有经验的企业，也可以使得经验丰富的企业让位于初出茅庐的企业。因此，如果基础电信行业也能对民间资本开放，正如上文黄浩所提到的那样，“民间资本身手不凡。”　　那么，既然民间资本有如此大的魅力，电信业应当如何吸纳民间资本？黄浩告诉记者，对于基础电信市场，民间资本如何进入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政策。比如1996年美国电信法就规定竞争者可以通过三种方法进入本地电话市场：完全基于设施的进入、购买或租用本地运营商的非绑定网络元素、转售主导运营商的零售业务。　　据了解，我国目前没有这样明确的新进入者进入途径的政策规定，但明确了经营基础电信需具备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经营基础电信业务需具备以下条件：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公司，且公司中国有股权或者股份不少于51%；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组网技术方案；有与从事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有从事经营活动的场地及相应的资源；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以上条件可见，民间资本若要进入基础电信市场从事经营，只有和目前在位的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合资，这就取决于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是否有兴趣。”黄浩如是说。而从电信行业的情况可见，民间资本具体的进入政策对于其进入垄断行业非常重要。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国家2005年就提出“非公经济36条”，意在促进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政策的导向性也是非常明确的，但由于没有具体行业的具体进入政策，民间资本最终也只能徘徊在垄断行业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