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声中的制造业

文/夏 土　　当强势品牌如苹果公司，都开始提高富士康的出货价格时，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在产业链条中实力和话语权的增加，有望推动中国劳动力价格在全球劳动力价格体系中调整到应有的位置。　　2010年是充满“涨”声的一年，在棉花、面粉、豆油等一片涨价声中，最令公司经营者头痛的一项，就是人力成本的上涨。　　这一涨势最主要的推波助澜者，就是政府。　　2011年1月1日起，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每小时不低于5.5元、每月不低于960元，提高到每小时不低于6.7元、每月不低于1160元；重庆将全市划分三种标准，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增加190元；陕西省在去年7月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每月增加100元。　　2月1日起，江苏省上调月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一类地区从960元调整为1140元，增加180元，上调幅度达18.75％；而2010年1月，该省一类地区从850元上调到960元，已增幅12.95%，两年涨幅超过25%，作为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加薪的力度也位居全国前列。　　同样，珠三角作为“中国制造”的代表地区之一，广东省从3月1日起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将原有的5类标准减少为4类，广州作为第一类，最低工资提高18.2%，增至1300元，全省平均增幅18.6%，深圳当然是“高中之高”，早前宣布再提高20%，使最低工资标准将达到1320元，高于广东其他城市，继续保持“全国最高”。　　同一天执行新最低工资标准的还有山东省，月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的920元、760元、600元三档上调为1100元、950元、800元，平均增幅26%。此外，公布从4月1日起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还有浙江省、深圳市、上海市。　　2011年3月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去年全国有30个省市自治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增幅大约在24%，进入今年以来，目前有6个省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据我们了解，今年还会有相当多的省区市要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2010年全年GDP的增长率为10.3%，2010年全国企业人均薪酬增长率达到12.34%，创十年来新高，预计2011年的薪酬增长率将达到12.66%。扣除最低工资标准上涨的24%，以及各领域众多“加薪领头羊”，那些2010年持续冻薪或微涨的企业，也不得不重新考虑薪酬策略。如果说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只是一种向社会发出工资增长的信号，那么，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薪酬增长幅度的落差，却使这一信号被瞬间放大。　　加薪的区域、产业及企业间的差异，也将引发中国经济整体结构的调整，和行业间竞争格局的变迁。例如，正略钧策咨询公司3月9日发布《2011年中国薪酬白皮书》显示，从地域上来看，2010年全国非一线城市的人均薪酬增长率高于一线城市，达到12.9%，持续多年领先。而2011年，非一线城市的预算薪酬增长率达到13.18%，高于一线城市11.28%的预算增长率。　　外迁还是内移　　今年2月，苹果公司上调了给富士康的订单价格，在苹果公司的支持下，富士康公告启动第三波调薪行动。深圳地区新员工的薪资福利标准：入职基本薪资不低于1550元/月，经数月考核合格者基本薪资不低于2000元/月，综合收入2700~3600元/月。国内其他园区也都将参照深圳园区试行方法，给一线作业员涨薪。　　然而，并不是所有加工制造企业，都能有此幸运和实力。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在2010年探底后迅速回升，经济增长达10%，而欧元区16国的经济增长只有1%，美国在2009年下跌2.4%的基础上，也只在2010年掉头增幅3.1%。在国外经济回复如此缓慢的背景下，国际买家格外严格控制采购成本，致使我国加工制造企业很难将涨薪的压力通过提高报价全部转嫁出去。　　给国际知名玩具连锁企业供货的台商谢世辉称，“去年企业人力成本增加30%，其中8%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消化了，6%通过提高订单报价转移，而剩下的16%涨薪成本，就只能压缩企业利润。本来利润率就低，再加上原材料上涨，人民币升值，企业稍不小心就可能亏损。”他面前摆着的是关闭、内迁、外移的严酷选题。　　内迁。尽管内陆省区与沿海城市在人工薪酬上有一定差距，可以消化一部分涨薪成本。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往往单位重量和体积的价值低，对运费极为敏感，油价一涨再涨，企业加工的原材料和产品，因为陆路运输距离延长而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增加的费用又与薪酬差距相互抵消，使企业内迁人力成本的节省没了实际意义。如果再考虑到企业长途迁徙难以计量的变化，重建费用、供应链配套、交货时间拉长等因素，对企业总体利益而言甚至得不偿失。　　而且，内陆省区的薪酬增长速度近几年一直高于沿海发达城市。《2011年中国薪酬白皮书》调查数据显示，二三线城市持续领先的人均薪酬增长率正在逐渐拉近与一线城市薪酬的差距，未来十年，非一线城市的薪酬增长率很有可能继续领先于一线城市。　　一份来自全球咨询公司报告中称，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亚洲其他7个国家。中国沿海地区的平均劳动成本是每小时1.08美元，内陆省份则为0.55?0.80美元。排名第7的印度是每小时0.51美元，劳动力成本最低的是孟加拉国，价格仅为上海和苏州的五分之一。　　诸多因素都在指向同一个问题，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接近尾声。中国本土加工制造业低成本的发展模式，无论选择保留在沿海还是迁至内陆省区，都没有乐观的发展空间。　　外移。近两年，港商在内地发展越发艰难，香港贸发局已开始着手在新兴市场为港商积极寻找发展契机，并在网上专门开辟了新兴市场的专栏，为港商提供详尽的投资指南，特别是东盟、印度、越南、拉丁美洲、俄罗斯、巴西等地。　　以越南为例，当地工人工资不过700元人民币上下，相当于比内地节省一半的人力成本。而越南水电、土地和税收也都比国内便宜。但始料不及的问题也接踵而至。越南电网不稳，常常因电力紧缺停工；由于主要原材料仍需在国内采购，不仅物流成本大幅增加，在配套环境和物流渠道上，也和国内存在巨大的差距。尤其劳务中介机构在越南还不成熟，招工企业只能亲自进村用村里的喇叭召集。　　“如果你没有相当规模的话，你的成本可能比在国内生产的还要贵。”美源控股有限公司主席范晓刚说，“我的很多同行也曾经将工厂搬到越南等地，但最后又衡量再三，搬回国内了。中国经过三十多年发展成熟的制造业集群，无论是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还是物流的便利程度在世界范围内找不到第二个。仅仅是想靠将企业外迁到人力成本更低越南、印度等地来降低涨薪压力，其实并不现实。”　　全球市场研究机构普兰基特研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克·普兰基特表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在丧失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他说：“中国还有其他方面的优势。中国一直在大力扩展它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道路、港口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是制造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还有不断增长的教育优势。中国在不断加大在教育、科学、研究和工程方面的投入。这是那些工资低廉的国家无可比拟的。”　　无论内迁还是外移，涨薪给企业带来的与其说是成本压力，还不如说是转型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