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企业SVC缺位初创期企业期待制度突破

SVC往往能使投资者达到进军新市场、补充主流生产线、缩短研发周期及加强新技术储备等多重效果。与诸多全球500强企业纷纷设立SVC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几乎没有大型企业设立SVC。相关专家建议，国内大型企业应借鉴国外相关经验，逐步发展。　　几天后，中孵友信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侯东明将搭乘飞往美国的班机，前往硅谷洽谈投资相关事宜。　　曾经，侯东明试图在国内寻找合适的投资方，但终究未果。中孵友信的第三代血管支架在产业化过程中卡壳（参见本报2006年10月23日报道《第三代血管支架遭遇270万美元尴尬》），在与国内众多风险投资机构恳谈后，侯东明最终接受了大家的
意见，决定前往硅谷寻找SVC（战略风险投资）。　　“以前是自己把资金的圈子局限得太小了，不想引入外资。其实如果放开了，或许问题早就解决了。”说这句话时，侯东明语气平静，但也显得有些无奈。此次美国之行，侯东明说，对方很有诚意。不过，他心里还是有个底线，“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企业不得已外寻SVC　　侯东明此行去见的SVC不同于一般的VC。SVC通常和被投资公司处于相同或相近行业，除了给投资对象提供资金以外，还可以在技术、管理、客户及供应商等行业资源上给被投资公司提供直接帮助。　　与大多数机构投资者急于套现不同，SVC除了获取财务回报外，战略目的往往是其投资的主要动因，例如进军新市场、开拓新渠道、补充主流产品线、缩短研发周期、加强新技术的储备及了解市场变化等。　　据了解，全球500强企业中，很多都设有SVC。国际上SVC的投资项目和金额一般占风险投资总量的10%-20%左右。在中国活跃的SVC包括英特尔、西门子、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联想、招商局、宏基、高通等。　　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斌博士认为，SVC投资初创企业，既能使该企业在技术和市场上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成功的可能性，同时也能为该企业提供战略性的市场建议及技术支持，尤其能提供初创企业最缺的早期客户群和销售渠道。此外，SVC也能通过收购提供一个相对早期和简单的退出途径。“这在中国目前退出渠道不畅通的环境下尤其有价值。”吴斌说。　　与吴斌的看法相同，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立基认为，大型企业成立SVC一方面有利于企业与科技最前沿保持密切的联系，促进企业产业链的完善，另一方面对一些原始创新的技术也能提供很大的支持，尤其对目前拥有好技术而又缺乏资金的大量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好事。“从长远看来，一方面可以增强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能促进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他说。　　“但是国内的大型企业，尤其是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几乎都没有设立SVC。”吴斌介绍。　　于是，侯东明远渡重洋寻找SVC，这实在是不得已之举。　　不久前在北京一次公开的创投融资论坛上，顾立基呼吁，国内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也应参与风险投资，并建议将此作为国务院国资委考核国有企业有没有创新能力的一个条件。　　国内发展SVC困难重重　　记者就国内大型企业设立SVC一事采访相关专家。听完记者的讲述，该专家一笑：“事是好事，但是操作起来太难了，尤其是国有企业实施起来恐怕更难，毕竟风险投资是要冒风险的。”　　最近，国务院国资委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央企业投资活动的监管。为有效规避投资风险，国务院国资委要求国有企业严格执行企业重大投资活动报告制度。企业非主业投资，包括非主业性质的房地产、金融、证券和保险业投资，企业境外投资；需由国务院批准的投资项目或者需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投资项目，企业年度计划以外追加的重大投资项目等，都必须及时向国务院国资委报告并报送有关材料和情况。　　“现在谈国企设立风险投资，恐怕可行性不高。但建议民企中的龙头企业成立风投相关部门，联想就是很好的例子。”该专家建议。　　此外，吴斌认为，企业领导者尚未意识到SVC战略意义也是国内少有SVC的原因。SVC的发展和大公司联系在一起，而VC在中国也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行业，只有一些专业的投资公司先做起来，然后才会延伸到其他行业一些大的企业。　　对此，顾立基认为，这也与国内大企业经营时间不长、国企改革不久有关。而同时，风险投资人才缺乏也成为设立SVC另一个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要找到合适的人，有产业背景、懂企业运作、懂投资、愿意做业务而不做官的人，也需要时间。”顾立基说。　　SVC发展值得期待　　“其实，SVC在国外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有相对成熟的模式和一定的投资回报率。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他们的相关经验。”尽管困难重重，但吴斌和顾立基都对大型企业设立SVC持乐观态度，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最初领导是给了我们一笔钱，要我们为招商局寻找5-10个未来5年内企业新的增长点。目前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正在做的风险投资倒成了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曾经尝试过分散投资、组合投资、专家投资等形式，最后风险投资倒成了风险最小的。”顾立基说。据他估计，目前招商局的项目投资成功率在60%。　　而从安全性和专业性的角度出发，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最初是选择了做LP，“但是慢慢地我们发现，做LP很难保证GP投资的项目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吴斌说。　　于是，从2004年开始，拥有50%国有资产的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转做SVC。吴斌说，企业自己搞研发也会有项目失败，一下损失几千万美元的情况。“现在我们把SVC定位为研发的外部延续，除了投资我自己的研发队伍，也会投到另外一家我认为技术很好的公司。或者，你也可以认为我是把相关的技术研发外包出去了。从这个角度看，SVC就是一个合理的投入。”　　此外，是不是要成立SVC部门完全是一个企业运作的问题。吴斌认为，要做一个有追求、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很多种做法，但需要领导者看得非常远。“当然可以自己做研发，然后变得很强。但SVC也是一种方法，企业可以投资与自身产业或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技术公司，借助外面的力量发展自己。”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吴斌认为，政府还是应该用一种比较宽松的心态来支持这件事情。只要企业在流程设计上是非常严格的，怎样收集信息、做出决定、把钱投出去以及最后有回报了又怎样进账，严格监管好各个环节，这应该是一件相对比较安全的事情。　　吴斌建议，一些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经过董事会批准后，可以拿出收益中非常小的一个百分比来参与SVC。“一般SVC投资的都是一些早期的企业，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力不会太大。”他说。　　“这是一件与中国在世界的创新地位有很大关系的事情。”顾立基认为，这也是一项需较长时间才能见效的行为，“或许需要10年、20年才能证明有没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