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卡丹重婚有罪吗

即使是一个迟暮的洋品牌，也灼烧着商人的欲望。欲望的火焰是大师暮年的“糊涂”；欲望的高温是两个中国公司的震惊、愤怒与尴尬；欲望的灰烬是一场“一女二嫁”的黑色幽默。　　□文/本刊记者 曹一方　　87岁高龄的卡丹拥有多重身份。　　他是富可敌国的商业巨子；他也是20世纪伟大的服装设计师；他还是收藏家和艺术家，酷爱古玩、油画和戏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甚至完成了一些职业外交家都无法做到的事情。30年前，远在法国的卡丹，感觉到传统、保守的东方大国萌动着的变革力量、酝酿着的开放气息。在中国服装联合会(后来的中国服装集团)的帮助下，他成功地把皮尔·卡丹品牌引入彼时满街尽是军绿色的中国。　　当中国人推开窗看世界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服装品牌就是皮尔·卡丹。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皮尔·卡丹品牌在中国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23个代理商　　时势能造英雄，亦能毁英雄。卡丹看到了中国的变革之势，但没有看到中国的变革会如此之快。30年来，他一直沿用“代表处加代理商”的模式，放弃了贴近市场了解变化的机会。　　他提倡高雅品牌的大众化，在1980～1990年的中国，这使皮尔·卡丹的影响力迅速扩大，风光无限。但进入21世纪，市场竞争的加剧，使“细分市场”成为了商界成功的不二法则，卡丹这种“牛肉和牛排一锅端”的经营理念，为皮尔·卡丹的没落埋下祸根。　　随着定位高端的国际奢侈品牌纷纷抢驻进中国各个一线城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皮尔·卡丹很快失去了昔日尊崇的地位。加上皮尔·卡丹冒牌货泛滥，一线城市的消费者开始认为，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洋品牌，如今只是土里土气的衣着。皮尔·卡丹被迫退居二三线城市。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皮尔·卡丹进入中国的第30个年头。大师的想法往往是常人难以预料的，87岁高龄、一直未婚而膝下无子的卡丹，已经无意将余生精力投入到在中国重振品牌的事业上，他此时的最大梦想是，在故乡威尼斯建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摩天大厦，让故乡纪念自己传奇的一生。　　2009年3月初，卡丹召集中国23家代理商，宣布有意出售在中国的皮尔·卡丹品牌。　　皮尔·卡丹品牌在中国的代理架构极为独特，代理商并不是传统的按区域划分，而是按商品类别划分，比如代理皮鞋和皮具的广东健升、代理西服的天津津达，这些代理商都是代理一种类别的皮尔·卡丹商品，并在全国范围内销售。　　虽然在中国，皮尔·卡丹已经走下昔日的神坛，但30年来，它已经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虽然它已经淡出一线城市，但在二三线城市，它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盈利能力，23家代理商2008年销售额高达40亿元。　　卡丹分别向每个代理商给出了一个针对该代理品类的报价，在这个价格上，根据代理合约，代理商享有优先购买权。卡丹愿意卖，代理商当然愿意买，但问题是怎么来买？　　3月中旬，拿着卡丹的报价，23家代理商齐聚上海，一起商讨对策：从谈判话语权考虑，如果各个代理商分别去跟卡丹谈判，互相之间不能配合，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卡丹手里，价格谈判上完全没有优势。从谈判成本考虑，即使按最低成本——每家代理商派一名代表去法国谈判一次，其花费约5万人民币，23家总计就是近120万元，况且谈判代表不止一名，谈判次数不止一次。从收购后品牌的运营考虑，各自为政的23家代理商将是一盘散沙，无力与其他统一运作的品牌抗衡。　　意识到这些后患无穷的问题后，23家代理商发现，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合23家为1家，整体收购皮尔·卡丹。　　4个温州人　　正谋划着如何收购皮尔·卡丹的23家代理商并不知道，千里之外，一拨温州商人，也同时瞄准了这次收购皮尔·卡丹的机会。　　1979年，卡丹来到中国时，出生于温州永嘉桥头镇的孙小飞正在部队服役。轰动中国的皮尔·卡丹时装潮流，与这个每天穿着军装刻苦训练的士兵，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然而，神奇的命运之手在30年后，将这两个原本无关的世界紧紧地扯在了一起。　　1980年代末，孙小飞成了温州最早一批从事国际品牌代理的商人之一。1992年，他开始代理意大利的卡丹路品牌，此后10年，他来到广州并完成了原始积累。2002年，他成功收购了卡丹路品牌，成立卡丹路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　　孙小飞的成功带动了温州同乡形成了一股品牌代理热潮。目前估计，手握国际品牌中国总代理的永嘉县桥头镇人有200多名，而围绕品牌运作的桥头镇籍经销商多达5000多人。他们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年销售额数百亿元。　　然而，最近一两年，国际品牌代理之路越来越艰险。先是2007年5月，万宝龙单方面终止了与中国总代理上海国瑞信的代理协议。而后又是2008年3月，法国梦特娇开始收回
中国市场的代理权。温州军团感到了恐慌，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自己多年来的市场拼杀岂不是都白白为洋人做了嫁衣？　　就在温州军团对未来愁肠百结之时，皮尔·卡丹出售的消息猛地闯入他们的视野，一石激起千层浪。　　孙小飞是广州温州商会副会长，几个会长、副会长都来自永嘉桥头镇，还一起成立了广东浙商投资集团。卡丹路品牌虽然获利颇丰，但却始终没能进入一线品牌的阵营，孙小飞一直在寻找突破口。他当然明白，收购皮尔·卡丹对于他和整个温州军团的意义——一次千载难逢的飞跃之机。　　他振臂一呼，来了三位温州老乡，分别是潘长海、洪建巧、陈小飞。　　这三个不为人熟知的名字，却都大有来头。潘长海是湖南株洲温州商会会长，拥有金利来皮具产品在中国的商标使用权，洪建巧在2005年收购了“登喜路”商标，陈小飞早在1998年就签下了卡帝乐鳄鱼皮具，并在东莞设厂。　　4个温州人抱团出击，但是，并没有皮尔·卡丹代理权的他们，怎样才能收购皮尔·卡丹？　　带头大哥　　此时此刻在上海，找到对策的23家代理商，正急需一个能合二十三为一的带头大哥。　　1979年的陈良还在上海读书，皮尔·卡丹的风潮很快吹到了这个中国顶级大都市。彼时，陈良对外滩上穿着皮尔·卡丹的大老板们艳羡不已，他绝没有想到，30年后，他将如此地接近这个曾经高贵的品牌。　　1996年，在他为中国服装集团工作的第四个年头，他被派回上海，为了支援上海浦东新区建设，他奉命组建上海中服进出口公司，主要负责中国服装集团在华东地区的服装、纺织技术的进出口业务。2008年，上海中服的业务量达到3.5亿元，也在这一年，公司完成了“国有到民营”的改制，陈良继续担任董事长，股东中就有皮尔·卡丹的代理商。　　上海中服系当初帮助卡丹进入中国的中国服装集团，在华东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又有代理商入股，当然是出任带头大哥的不二人选。　　2009年3月中旬，上海中服搭起了整体收购皮尔·卡丹的大框架，启动了对皮尔·卡丹的收购程序。陈良兵分三路：第一路与23家代理商签好协议，向代理商们保证收购后，将维护代理商们的利益，保持原有的销售网路，统一运作品牌；第二路上报上海市发改委、国家发改委，申请海外收购的批文；第三路则远赴法国，聘请法国当地的法律顾问，组建跟卡丹谈判的团队。　　第一路的进展很顺利，不到一周，23家代理商纷纷在协议上签字，还向卡丹发出了一封联名信，表示希望上海中服能够收购成功。第二路申请批文也很快走上了审批流程，只是时间问题。唯一让陈良担心的，就是赴法国谈判的远征军。卡丹究竟能否接受上海中服的整体收购？　　要知道，面见卡丹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倒不是因为大师摆架子，而是大师太忙，忙于环游世界，忙于艺术鉴赏，忙于国际交往。早年在巴黎取得博士学位的唐觉，担任上海中服在法国的法律顾问，他常驻巴黎，负责与卡丹沟通。　　从2009年3月开始， 花费了两个月时间，进行了几次初步意向性的接触后，6月，唐觉终于如约来到卡丹离总统府不远的办公室。与起初富丽堂皇的想象不同，卡丹办公室的地毯上很随意地散落着回形针，架子上的书籍也很随意地东倒西歪地摆放着，看得出来，卡丹是一个很随意的人。这种随意，也许就是事件后来变成黑色幽默的一个伏笔。　　拜见大师总有一种敬畏的心情，大师很随意，上海中服也不敢提过多的要求。双方的谈判并不是想象中双方分列会议桌两边，一个条款一个条款地协商，而是在卡丹的办公室里简单随意地交流。　　和蔼的卡丹笑眯眯地听唐觉陈述上海中服的品牌运作计划：一是聘请卡丹为中国区终身名誉主席，以卡丹个人形象来提升以他名字命名的品牌；二是注资扩大皮尔·卡丹在法国的研发中心；三是拍摄皮尔·卡丹在中国30年的纪录片，唤起人们对这个品牌的记忆；四是力争在3～5年内让皮尔·卡丹重回一线城市。　　这个计划使卡丹大为高兴。当天晚上，卡丹罕有地亲自陪同上海中服的谈判人员来到他的马克西姆餐厅，大尽地主之谊。席间，兴高采烈的卡丹甚至邀请餐厅里的韩国模特一起登台，向客人们献歌献舞。　　另一条平行线　　很多时候，事情进展得太顺利，往往只是假象的外壳，下面隐藏着一条伺机而发的危险伏线。宾主尽欢、谈判顺利的消息让陈良感到无比轻松，可是，他并不知道，卡丹向上海中服隐瞒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　　踌躇满志的孙小飞具有温州商人的共性，精明、大胆、果断，不按常理出牌。怎样才能跟卡丹联系上，表达自己的求购意愿？孙小飞直接北上拜访皮尔·卡丹北京代表处，会见首席代表方芳。没想到对方竟回答：“要卖也不卖给你，你又不是我们的代理商。”　　孙小飞一愣，心想，你不卖给我，并不代表卡丹不卖给我，最终拍板的人还是远在法国的卡丹。于是，他立马飞去法国拜见卡丹本人。　　2009年4月，孙小飞在法国待了20多天，终于如愿见到了卡丹老人。卡丹的态度和蔼而热情，也是笑眯眯地听孙小飞提出“在欧洲设立统一的研发和品牌运营中心，并制定区域标准化的管理机制”等想法。孙小飞的设想令卡丹非常动心，双方签订了意向性的协议。　　不知道是87岁的卡丹老人有些健忘，还是有意而为，在分别与上海中服和孙小飞达成交易意向时，他对另一家的求购都只字未提。他就像一堵不透风声的墙，让两家求购者互相看不到对方，而又使他们如两条平行线般，奋不顾身地冲向那个也许最终不属于自己的终点。　　2009年7月，为了收购皮尔·卡丹，孙小飞回到温州成立了一家名为“诚隆”的公司，作为收购的载体。正是在这个时候，“4个温州人收购皮尔·卡丹”的消息不胫而走，乘着彼时“腾中收购悍马”掀起的中企海外抄底热潮，迅速引起轰动，甚至还有传言称，孙小飞将斥巨资2亿欧元，将皮尔·卡丹在中国的品牌全部买下。　　上海中服当然也在此时知道了这一火爆的消息，但陈良和唐觉认为：此前卡丹对上海中服热烈的态度和高兴的反应，已经表明老人的诚意，况且卡丹本人从未提及此事，这很可能是温州人在借机炒作。如果贸然向卡丹求证此事，很可能让卡丹误以为上海中服怀疑自己，使卡丹不悦，从而导致交易告吹。即使确有此事，上海中服收购皮尔·卡丹的批文，按照流程很快就可以批下来，而具有排他性的批文可以确保上海中服在中国是唯一有资格收购皮尔·卡丹品牌资产的公司。　　上海中服选择了沉默，而陈良并不知道，此时的孙小飞已经和卡丹签下了“3700万欧元收购皮尔·卡丹品牌皮具类”的合同，一笔笔欧元正通过温州的银行，汇到法国卡丹的账户上。　　最终的震惊　　2009年8月5日，上海中服终于拿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批文，紧接着，就该再赴法国与卡丹敲定合同的具体细节了。　　卡丹再次热情地欢迎了上海中服的谈判人员，但他仍然对孙小飞方面闭口不提。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总价2亿欧元，首付6000万欧元，只待9月份上海中服用批文申请到外汇，再与卡丹正式签约。　　此时正在温州筹备收购款的孙小飞，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只是到了8月25日，上海中服宣布正在收购皮尔·卡丹品牌，并已获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而此时上海中服同样也不知道，三天后，孙小飞将如约飞往巴黎与卡丹正式签约。　　有些措手不及的孙小飞见到了卡丹，老人开门见山地问：“有人拿着红头文件告诉我，他们才是唯一合法的，这是为什么？”卡丹提出如果孙小飞愿意放弃，将赔偿他一笔款项。　　孙小飞这才确切地知道，这半年来，有另外一家企业意欲整体收购皮尔·卡丹。回过神的他拒绝了卡丹的提议，卡丹见拗不过他，坚持要在合约上加上一条：如果孙小飞的收购违反了中国相关法律，而导致合作失败，将因此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卡丹600万欧元的损失金。孙小飞很痛快地签了字，3700万欧元中的3330万欧元已打到卡丹的账上。　　9月中旬，孙小飞满载而归，而身在巴黎的唐觉也接到了卡丹的电话，邀约商谈最终的合同。看到终点而兴奋的唐觉，急忙给还在美国出差的陈良报喜，陈良也兴奋地说，如果签了，我就马上飞回来！　　谈判一如既往的顺利，眼看就要提笔落字了，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卡丹略作沉思地说：“我需要再看一看，可不可以跟你们签合同。”唐觉顿时惊呆了！怎么可能在最后时刻，还不知道合约能不能签。当卡丹有些无奈地拿出与孙小飞的合约时，唐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已经签定的皮具类品牌收购协议，分明与上海中服即将签下的整体收购协议相冲突！这个看似无比接近的终点，竟然只是被别人先撞了线。　　始料不及的坏消息传到陈良这边，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充斥了他的内心。更令陈良气愤的是，3330万欧元中的一笔600万欧元的款，已经早在5月份就已完成交接。已经收了温州人收购款的卡丹，四个月来竟然一直堂而皇之地与上海中服谈判。　　悬而未决的困惑　　为什么要一直隐瞒温州人也在收购的消息？难道卡丹真的老糊涂了？难道温州人海外收购可以不需要批文？愤怒的上海中服急切地想知道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　　也许对于一个87岁高龄、又是大师级人物的行为，常人无法了解。但如若从两方面的价格和所对应的内容上看，也许会找到一些原因。孙小飞3700万欧元购买单一的皮具类，上海中服2亿欧元购买整体，而整体则包含了23个品类，两者相比不难看出，卡丹实则希望从这个迟暮的品牌上赚取更多的金钱。　　那么，孙小飞究竟有没有违反相关法规？　　在海外交易中，如果是购买品牌资产，就属于投资项目，必须拿到国家发改委批文，才能动用外汇进行交易。如果是购买品牌使用权，就属于贸易项目，则不需要拿到批文。　　上海中服的收购以海外投资项目，在上海市发改委立项，并上报国家发改委核准。而孙小飞称，他与卡丹的交易早已提交给温州发改委、外经贸局，并得到了认可，对方明确告诉过他：非资本项目不需要上报国家发改委。　　同样是收购，只不过是“整体”和“部分”之别，为什么在不同地方政府部门的定性完全不一样？　　这可能跟企业上报项目时提交的资料有很大关系，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中，企业有可能打擦边球，在先期合作中，只进行商标使用权的交易，这样可以避开很多繁琐的审批程序。孙小飞没有申请国家发改委的批文，他的款确实是以不需要批文的“贸易”名义汇出去的。　　10月19日，上海中服矛头直指卡丹，公开声明：卡丹先生恶意谈判，侵害了23家代理商的优先收购权，并涉嫌挑动恶意竞争，谋取不当利益。如果不能得到卡丹先生的回应，就将组织律师团提起诉讼，以追究卡丹先生的法律责任，撤销不正当交易。　　孙小飞的态度和上海中服如出一辙的强硬，“和皮尔·卡丹的协议已经签订，而且部分款项也已经支付，不可能变卦。”如果上海中服是唯一合法收购方，他和卡丹签订的3700万欧元收购合约将沦为一张废纸，而且他还可能面临600万欧元的损失赔偿。　　两家中国企业就像两条平行线，一往无前地冲向一个迟暮的品牌，而互不知晓，最终因为一个迟暮老人的“糊涂”而惨烈地撞在了一起，无论是谁撑到最后，受害的都是中国企业。　　也许，喜欢戏剧的卡丹大师，正是在导演一场“待嫁新娘突然说，已经和他人登记”的黑色幽默剧。皮尔·卡丹的重婚，如同一部现代商业启示录，提醒着我们，商业世界不只欲望，还有种种规则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