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科技：解开普罗米修斯的枷锁

中国有可能在绿色科技发展中拔得头筹，前提是中国政府的强势与高效，以及绿色公司的自我造血能力。　　本刊记者 ︱ 曹可臻　　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却因此触怒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之上。在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张醒生看来，当下绿色科技的发展，面临着和希腊神话里的火种和英雄一样的困境。问题是，那位救出普罗米修斯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什么时候出现？　　“今天绿色科技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张醒生说，“火种有了，用火的市场有了，政府和社会的认知也有了，绿色科技的普罗米修斯即将出现。”他将企业家比作是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谈的绿色科技……普罗米修斯就是企业家，他们一旦发现了火种或市场需求，就敢于行动。”　　观念“围城”　　对于张醒生的比喻，中德环保科技股份公司的执行董事王久华是认同的，他认为中德环保所从事的垃圾焚烧发电，在中国扮演着普罗米修斯的角色。作为建设大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企业，中德环保直面过太多的误解。只要一提起“垃圾焚烧”，人们总会首先联想到乌烟瘴气、臭气熏天。事实上，“垃圾焚烧发电是一项非常成熟的科技，能够大大减少碳排放”，王久华说，不加控制的垃圾焚烧，确实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但是工厂化的焚烧发电温度达到一千至两千度，有害气体的分子结构被破坏，就不会产生污染。　　垃圾焚烧发电在世界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巴黎、瑞士等许多城市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就建造在市中心；而在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仍是新生事物，仅有的一些电厂都建设在城乡结合部。“现在要做的，仅仅是观念上的转变。”王久华认为，转变认知的错误能够解开绿色科技的第一重枷锁。　　必要的政策激励　　柯凯利是中国绿色科技组织的董事总经理。这个组织一直在中国发现、创造并推动绿色科技领域的发展。她认为，政府的激励政策将对绿色科技摆脱束缚、进入市场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A123是中国绿色科技组织介入的一个美国汽车电池的项目。其董事长一直对中国巨大的市场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与上海汽车集团进行了一些合作。2009年12月，中国政府宣布了对购买电动车的补助政策，A123项目马上与上海汽车建立了合资企业，并开始着手将电动车电池的技术在中国进行普及和推广。　　“政策迅速引起了反映，”柯凯利说，“它激发了市场对中国电动车的创新和投资。”　　创新与投资对于新技术的发展必不可少，在康宁公司新业务拓展主管阮春浩看来，“新技术有成长期、孵化期，如果没有政策支持和资本投入，根本不可能得以普及。”　　“走向绿色”组织创始人兼执行总裁Jill Buck也认为：好的政策与激励措施能够弥合新型绿色科技与消费者价格承受能力间的差距。如同张醒生所言：“政府需要提供一个政策，让造火人和用火人都能得到激励。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科技出台之前所孕育的市场环 境。”　　中国政府的强势与高效，使中国更有可能在绿色科技发展中拔得头筹。曾任美国环保署中美合作项目负责人杨仁泰说：“美国的制度下，一个重要的环境法案或者能源法案可能需要5到10年，之后国家环保局还要进行一个重要的随访，才能把法规立出来。需要很长时间。”相比较下，中国政府出台法律、法规、政策就更高效。　　绿色公司的自我造血能力　　然而，仅有一个高效、强势的政府做后盾，并无法让绿色科技真正摆脱束缚，成为产业的主流。相反，美国密歇根大学斯蒂芬罗斯商学院可持续、技术和商业中心主席Thomas P.Lyon教授警告说：“的确中国政府比较强大，也有非常高的效率，但是一个大政府的风险在于有可能所选择的赢家最后变成了输家。比如美国，在核技术领域政府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却出现一些问题。”　　Microstaq首席执行官兼总裁Sandeep Kumar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政府只能够提出有限的激励措施来提供补贴，如果最终绿色科技不能够赚钱，我们就不能说它取得成功。不能自己造血，绿色科技就会消亡。”　　Lyon教授认为，绿色科技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没有公司销售，而是没有很多人购买——“需求方的角度非常重要。”在他看来，市场应该发挥作用。企业需要创新，找到新的赢利模式，使绿色科技拥有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让消费者愿意为更绿色、更环保的产品和技术买单。　　对此，Kumar是乐观的。“效率、生产率、利润，是绿色的精髓。”在他看来，目前一些绿色科技企业的亏损是系统的自我调整。他以计算机革命为例：“第一台计算机很贵，也很大；而现在计算机已是无处不在。互联网革新了我们沟通方式。绿色科技会使我们看到更多新的事物，很多前所未有的新商业模式都会出现。”　　定义利益相关方　　除去政策导向、创新和盈利模式外，伟达公关公司北亚区总裁兼CEO贺志明指出，利益相关方也是考虑绿色科技发展的束缚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事实上，在技术的革新上，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很难避免。2008年初开始，北京、上海、深圳首先开始执行欧4车辆排放标准。但直至今日，在这三个城市中，人们仍然能够看见冒着黑烟的大卡车经过。技术早已成熟，政策早就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彻底执行？阮春浩解释说：“执行和客户应用上有难度。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和汽车公司的利益，另一方面它的价格对这些卡车运输企业而言还是比较高。”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定义绿色科技的各个利益相关方。”贺志明说，“监管机构可以出台一些参照标准和指导原则，但它并非最终利益相关方。消费者和最终用户能够获得什么最重要，因为企业需要盈利。”　　做公关公司7年，贺志明见证了客户对绿色科技从不屑一顾到关注的过程：“我们的客户希望能更有社会责任，比如中石油公司，他们希望更了解绿色趋势，能够把握这个趋势。”这种转变，令他回忆起洛克菲勒的一句话：不要忘记一点，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做得好，做得非常棒，并且给人类谋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