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经济改革为什么没能挽救清帝国

经济变革上大刀阔斧，政治变革上却迟疑摇摆，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帝国的覆灭。　　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清廷快速推出各项变革，涉及政治、社会、财经等诸多方面，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早已超出百日维新。一个留给后世的悬念是，为什么变法力度如此之大，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帝国的覆灭？覆灭是变革导致的结果，还是变革失败的结果？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经济变革与政治改革的权重分别有多大？　　晚年的慈禧对财经变革几乎是“从善如流”。早在1903年7月，朝廷专门设立商部，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下属设立了商务局、劝业道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张謇等商业名流被延聘为商部顾问官。第二年1月，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1906年颁布《破产律》和《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意味着中国公司由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进入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1906年，朝廷进一步将商部改组成农工商部，同时设立学部。商部还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商会模式，倡导各地商人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更有趣的是，为了表达重视商业的决心，朝廷费足了脑筋，专门公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写着，“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奖励之大小视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000万元以上者，奖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并加一品顶戴；集股2000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000万元以上封男爵。　　这种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见。民国学者杨杏佛曾感叹：“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这种用行政等级“吸引”和“奖励”企业家的行为，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百年以后仍屡试不爽。清政府在经济领域接二连三地释放出来的变革决心和措施，让帝国气象为之一新。1905年前后数年，公司创办数量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数。着名中国问题专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断定，1905年，中国现代工业发展从“国家兴业时代”进入到“国人兴业时代”。　　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政治变革上则迟疑摇摆。当时最重要的变革呼声是君主立宪。洋务派和维新派已达成高度共识。6年前被追杀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成主流。1905年6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上奏要求立宪，当时全国八大总督中有五人明确主张立宪，朝廷在7月发布圣旨，同意委派大臣出洋考察。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终于下达了“预备立宪诏书”，但是其后的推进却非常艰难。1907年秋，民间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中央政府无动于衷。1908年8月，政闻社因“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被查禁。同时，朝廷颁布《宪法大纲》，正式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立宪派很是不满，觉得预备期太长。最大的变数出现在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1天后，慈禧太后去世。3岁的溥仪被抱上皇座，其父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国号宣统。慈禧的去世让帝国失去了铁腕统治者，载沣等人为了维持满人统治，通过种种手法剥夺了汉人总督的权力，还逼当时声望最高、继李鸿章之后最有权势的袁世凯交出大权。自此，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开始对政权产生严重异心。　　在野的立宪派的绝望则是因多次请愿运动的失败而酿成的。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等16省咨议局代表委派代表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为由拒绝请求。第二年6月，请愿团再次北上，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行动，政府恼羞成怒，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强行镇压。朝野从此破局。　　就这样，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得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犹豫摇摆，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几乎所有人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