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英特尔资本：实业与资本的平衡术

杨杨　　解剖英特尔资本：实业与资本的平衡术　　在一番费心思想之后，邱铭乾还是接受了英特尔资本(Intel Capital)的投资。　　当初成立家登这家公司，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邱铭乾自然希望能如它的名字(Gudeng, 闽南语久久长长)一样久久长长。但怎样的久久长长却在面对英特尔资本投资时，成了一个问题。　　“英特尔资本最初是想投更多钱的。”邱铭乾却不想要，理由是多拿钱就要多稀释股份。但他的这一举动并非完全处于对公司控股权的考虑，因为这家台湾公司在此前的2009年10月16日就登陆台湾三板市场开始交易。　　“家登是一家做晶圆覆膜产品的公司。”英特尔资本副总裁，制造业及拉丁美洲、中国台湾、韩国地区董事总经理Keith R. Larson说，家登通过在晶圆表面覆一层膜，可以避免灰尘等对晶圆的损耗，因此可避免晶圆在切割成CPU时的损耗率，“从而使Intel受益”。　　它是Intel的供应商。然而却也并非只面对Intel一家，在其客户的长长名单中，还有台积电、联电等与Intel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　　过多接受英特尔资本的钱，会否对其他客户有挤出效应？另一方面，通过英特尔资本的投资而与Intel的核心业务芯片制造捆绑在一起，在多大程度上能背靠大树好乘凉？　　“我们选择公司的标准，首先是那些能够成功活下来并能走得更远的公司。对他们选择除Intel之外更多客户的策略，我们很理解。”Keith R. Larson说，其所负责的制造业，作为和Intel现有业务直接相关的领域，“只是希望我们所投的公司能有足够的钱做他们希望做的事情，管理团队还是会拥有控制权。英特尔资本不会寻求对这些公司的运营性掌握，基本上都会以外部董事的角色介入公司运营。”　　但Larson先生的这番话，并不足以安抚邱铭乾。面对英特尔资本在制造业30%-50%的股权要求，他还是很犹疑。　　结果皆大欢喜。　　英特尔资本在权衡之后，接受了新的投资方案。最后的投资“没那么多，也就几百万美元”。截至2009年10月，家登前十个月的营收为3.03亿元新台币。　　Intel触手　　“能使得Intel从中受益。”Keith R. Larson说。这是英特尔资本投资家登的最重要原因。　　不要忘记，这家1991年成立的投资机构，是Intel公司下设的事业部门。　　但英特尔资本并非只投与行业相关的企业，诸如凤凰新媒体，似乎和Intel的核心业务风马牛不相及。　　“实际上我们的投资中只有10%-15%是与行业相关的，尽管这些企业可能并不是现在的发展重点。”Lisa Lambert说，她是英特尔资本负责软件及服务领域投资的董事总经理。　　“当然很多投资可能未来与Intel现有事业部会有交叉。”Lisa也并不否认这一点：Intel梦想着所有的软件都能在Intel搭建的平台上“跑”。但对于这类公司，英特尔资本对其股权的要求是10%-20%，“有权力进入董事会”，英特尔资本消费类互联网事业部董事总经理Mike Buckley说。　　英特尔资本所有的投资，事实上都是为了达到“基因传承”的目的。1999年其建立了5亿美元的通信基金、2004年又启动了2亿美金的数字家庭基金。而这两只基金，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辅佐着Intel在通信及数字家庭两大市场中后来居上。　　“我们更专注的是具体投资与Intel利益的相关性。”英特尔资本平台技术、数字医疗及环保科技事业部董事总经理Stephen Eichenlaub说，“短期的赚钱目标几乎是没有的。”这使得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商业模式，“投资
它们，利于我们(Invest in them, benefit us)”。　　即使那些业务发展与Intel毫无交集的企业，投资的标准也是“能使Intel间接受益”。　　此前Intel此前投资了CPOWER，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清洁技术公司。它为诸如大电厂的数据中心提供需求和响应服务，以便使这些能源企业能在用电低谷时减少生产、用电高峰时则满负荷运作。这样又能调节上游能源的供需水平。　　“从Intel的角度而言，无论是这家公司还是其直接面对的这些大电厂，还是下游诸如工业大楼等的用电单位，又或者是其上游的能源企业，这些企业都面临对能源调节自动化的要求。”Stephen Eichenlaub说，通过此项投资，可以间接带动Intel产品的销售。　　“我们不看生物质新能源的原因，一则是其公司都发展太迅速，其次则是这些公司与促进Intel自身的销售和发展之间比较远。”Stephen坦率地说，而需要加载相应软件的智能电网以及储能设备，还有和电脑控制平台相关的电动汽车，会更多地吸引英特尔资本在清洁技术领域的投资目光。　　离Intel多远？　　“对CPOWER的投资，并不容易。我们和软件和服务部门、数字服务部门、Intel实验室甚至移动部门的同事都进行了沟通。”Stephen Eichenlaub回忆说。　　Intel内部并没有专门的清洁技术部门，“但无论是清洁技术还是电子医疗的投资，都会涉及和Intel内部各个事业部之间的合作。”在一些节能型项目的投资商，几乎涉及了包括服务器、客户、移动、软件、嵌入式部门等在内的所有事业部。　　负责制造业投资的Keith R. Larson说，“英特尔资本制造部门的投资，我需要向Bob Baker汇报。”后者是Intel高级副总裁兼技术与制造事业部总经理。Keith所负责的这个部门，由于和Intel的制造业务紧密联系，因此“Bob知道我们所有的投资，以及Intel制造部门和这些所投公司的联系”。　　这个规律是否也适用于其他部门？　　在英特尔资本的组织架构里，每个部门的董事总经理对其事业部门负责，但他们又必须向Intel相关事业部的领导汇报。“我们的合作是很紧密的，需要达成一致才能对具体投资案采取行动。”Lisa Lambert说。　　在这种看起来“隶属”的关系下，英特尔资本与Intel各个事业部之间的黏性又不是那么强。原因是交叉性很强，比如Mike Buchley所负责的消费类互联网事业部，“涉及消费电子产品的投资会和制造部门、企业数字事业部有关系，而移动互联网概念的投资，手持设备会涉及制造部门，其他相关的则还有移动事业部、服务器事业部等等”。　　对一个投资项目而言，“我们之间不会有冲突。”Keith R. Larson说，“Intel的事业部门提供技术支持，而英特尔资本则提供财务支持。”　　除此之外，英特尔资本和Intel之间还是设置了一定的防火墙。“那些被投公司的机密，比如他们的科技创新之类的信息，尽管Bob有所知晓，但从我们的角度肯定是不会把这类信息透露给他。”这类信息也包括所投公司所用的材料、电子设备制造以及零部件等。　　“我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事业部的同事坚决声称，我们看中的项目不适宜投资。”Stephen Eichenlaub说。这也意味着，英特尔资本在做投资时，并不需要Intel事业部门的承诺书。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英特尔资本确实认真对待Intel内部给出的建议，“比如在西欧，我们投了反病毒公司AVG，实际上就是事业部的同事给出的
意见。”Lisa Lambert说。　　这类例子还有比如FEB，一家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水循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