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晓鹏、谢刚
截至2013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为110.7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达3.82万亿美元，为各国之首；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高达151.35万亿元人民币，可傲视全球。从指标上看，中国已形似金融大国，但如果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中国还不是金融强国。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如何保障人民币全球支付清算的安全？随着企业和国人的“走出去”，如何保障他们的投资与资产的安全？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增大，如何保障我们的金融话语权？这些直接拷问着中国金融安全体系的建设。而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在金融的很多领域都有不少差距，存在明显“软肋”，金融强国之路仍需努力。
“三道软肋”透视金融安全隐患
笔者认为，目前跨境交易与支付清算、全球资产托管、信用评级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比较突出的“三道软肋”，透视着不可忽略的安全隐患。
首先，跨境交易与支付清算缺乏有力主导权。有效运转、辐射全球的投资交易与支付清算体系，是金融现代化、国际化的“主动脉”。目前中国在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跨境银行卡支付清算、境外投资交易与信息服务等领域明显落后，缺乏有力主导权。这表现在：
一是，中国缺乏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的核心系统且对SWIFT组织依赖性过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建有支持本国货币的核心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如美国的CHIPS、欧洲的TARGET2、日本的FXYCS、英国的CHAPS等，同时全球绝大部分系统的跨境接入与报文传递主要采用SWIFT组织提供的服务。根据《欧美融资跟踪项目协议》的约定，SWIFT组织从2010年8月起即向美国财政部提交其金融支付报文，这威胁到成员国跨境支付清算业务处理和数据安全。
反观中国，当前的跨境人民币业务主要以清算行模式和代理行模式通过CNAPS系统来实施，但该系统本身是国内人民币清算系统，存在处理能力不足和时间差异问题，服务能力与我国国际贸易和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需求不相匹配。我国拟议中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至今尚未建成，即使建成，这个系统还要依赖SWIFT组织进行跨境报文传递，金融信息通讯环节严重受制于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一旦出现纷争，很难避免伊朗银行类似的遭遇。
二是，跨境银行卡消费清算由VISA和MASTER主导。目前，VISA和MASTER是全球客户最多、发卡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两家国际银行卡组织，且均为美国公司。中国加入WTO以来，两家公司千方百计打入中国市场。2012年8月31日，Visa更是在世贸组织的支持下，强行获取了中国境内人民币支付卡发行权，进一步增强了其对我国市场的渗透力。
中国银联是我国唯一的银行卡清算组织。虽然其在国际市场也开始崭露头角，但与国际卡组织强大的网络优势及成熟的数据分析能力相比，银联的国际竞争力尚有很大差距。特别是由于境外网络建设滞后，银联卡基本依靠国外商业机构网络系统跨境清算或通过发行带有VISA和MASTER标识的银行卡来实现消费清算。这种受制于人的状况很容易导致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银行卡事件的类似问题。
三是，境外投资交易及信息咨询服务被Blomberg（彭博）和Retures（路透）垄断。近期，伴随着中美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博弈升级，我国政府开始关注IBM服务器在银行等金融领域的垄断地位问题，其实BLomberg（彭博）和Retures（路透）在我国金融领域的隐患也不容忽视。
来自于美国的Blomberg和英国的Retures，其核心业务均为交易管理与信息服务，并在全球具有一定垄断性。早在十几年前，两大巨头就加紧了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渗透，目前已基本垄断我国主要金融机构信息服务系统和境外投资交易系统。此种情形下，其是否会通过提供有倾向性信息来影响交易，甚至泄露实际金融信息就不得而知。事实上，近年来，Blomberg和Retures经常在资讯中夹杂一些煽动性政治信息，早已成为隐患。
其次，境外金融资产托管业务主要由外资银行掌控。资产托管业务不仅会涉及投资额度、品种等商业机密，更重要的是涉及资产监管和安全、资金的支付和管理等问题，非常值得关注。目前，全球托管市场主要被美资银行所占据，市场集中度较高，仅纽约梅隆银行一家在2013年一季度的资产托管规模就达到26.3万亿美元。我国资产托管业务虽有一定发展，但同期国内银行业资产托管总规模仅约5万亿美元，且境外托管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差距十分明显。
长期以来，我国境外金融资产主要被外资银行托管。这使得我国大量对外投资信息被外资银行控制，不利于国家金融信息安全，而且一旦出现政治、军事等影响国家安全的纷争，外资银行能否中立和独立地履行托管义务，值得质疑。
再次，信用评级基本由美国机构垄断和控制。信用评级是金融体系中特殊的中介服务，其通过构建模型对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偿还风险进行评价，来引导金融投资和经济决策，影响一个国家的资产价格与金融市场稳定，乃至影响国家安全。
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等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长期占据垄断地位，拥有绝对话语权，但其评级模型被严格保密，其评级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存疑。从欧元危机、迪拜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我们不难发现，这三大机构很容易沦为美国金融霸权的工具，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
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还长期压低中国的信用等级，甚至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前不久，还一直给中国与希腊相同的信用评级，这直接增加了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和海外募资的难度。近年来，三大机构在我国境内积极活动，特别是通过参与我国重点行业或重点企业的债务融资评级，不断深化对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的控制，大量掌握我国行业企业信息，其中不排除存在某种程度的国家战略企图。
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发展起步较晚，目前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评级机构只有大公、中诚信、联合、上海新世纪等。从2006年开始，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通过股权收购、战略合作等方式逐步渗透甚至控制了中诚信、上海远东、联合资信、上海新世纪等，实现了对我国信用评级核心市场的控制。相反，美国国内市场对国外信用评级机构准入却非常苛刻。
综合施策构建金融安全体系
构建跨境支付清算、全球资产托管和信用评级体系，巩固金融安全保障，需要综合施策。
第一，要加强顶层设计，实现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并重。在实现金融强国的道路上，不能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应兼顾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重视和加强顶层设计，有目标、有规划、有阶段地强补金融“软肋”，构筑安全之基。
第二，注重资源统筹、实现政府主导与银行参与并建。政府在跨境支付清算、全球资产托管和信用评级建设中要起主导作用，但同时要注重依托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现有发展基础。
经过长期努力，中行、工行等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网络已渐形成，特别是也初步建成本行的全球跨境资金清算运营体系，可开始承载银行间跨境交易和全球资产托管等业务。依靠这些基础，可考虑多路并举。在人民银行主导筹建的CIPS系统建成之前，可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展自有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由人民银行协调通过股权或会员结构设计、标准制定、系统联网等方式来统筹形成几条跨境支付清算、银行卡交易以及全球资产托管的运营路径，并最终纳入政府主导的统一管理体系。同时也可利用这些基础，自主研发中文支付报文信息系统，逐步降低对SWIFT组织的依赖，甚至在条件成熟时，培育可与其抗衡的组织和标准。
第三，大力支持国产，实现技术引进与国产优先并用。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积极倡导支持国产，使用国货。在金融领域，也应大力提倡这一理念。要引导企业和个人优先使用国产金融服务，甚至在某些战略性领域，政府可以强制性规定使用国产金融服务。尽管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国产金融业务在某些领域的服务水平确实存在差距，但越是如此，越应加以扶持，以使其能尽快赶上。比如，可规定我国境外投资的托管，应该优先使用中资银行全球托管服务或其提供的境内外主次托管服务；再如，中资企业海外发债，可至少要求国际评级机构和国内评级机构同时开展评级等。
第四，集中优势力量，实现普遍提升与重点扶持并行。金融机构是21世纪国家竞争的特殊工具。西方国家惯于扶持关键企业以控制特定金融领域，进而影响它国。我们需要在普遍提升金融竞争力的基础上，重点扶持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中资机构。其中，我国应依托现有商业银行发展更多自主品牌的跨境银行卡清算机构，打造“第二银联”、“第三银联”，在激活市场竞争的同时进一步控制市场，获取金融话语权；应培育几家以资产托管为特色的商业银行，建筑全球托管业高地；此外，应严格控制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外资股权比例，明确限制外资机构业务范围，并加强对民族信用评级机构的支持力度，甚至可考虑更广泛地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建可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相抗衡的全球性信用评级机构。
（李晓鹏，系原中投公司监事长、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副行长，现中国招商局集团总经理。谢刚，工作单位为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