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广漂法丫丫

对这些孤身来中国闯荡淘金的非洲“黑客”来说，吸引他们留在广州的，不仅是广州的友好，更重要的是广州的机会。　　□文/特约撰稿 鲁西西 图/东 六　　“你好，我是法丫丫。”Fayaya用不熟练的中文介绍着自己。在广州天秀大厦的蓝爵西餐厅里，他熟门熟路地坐下来，点上一份咖啡加木薯饼，递上的名片上赫然印着中文名字：范严。　　5年前，24岁的Fayaya第一次来到广州，成为这个城市庞大的黑人族群中的一员。那时他的梦想，是尽快读完书，然后回国工作，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建筑工程师。五年后，印着中、英、法文的名片上这样介绍他：Fayaya，加纳商人；盛达中非贸易公司总裁，范严。　　在广州，如今约有20万Fayaya这样的非洲人，操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以及其他语言，穿梭在广东话和普通话之间。他们和Fayaya一样来到这座蒸腾的南方城市寻找商机和梦想。Fayaya和他们偶尔遇见，时常擦肩，却仍然觉得孤独。　　梦，向着中国　　Fayaya最近有点烦。他的得力助手、26岁的小伙子Alo被抓了。Alo的签证9月30日到期，没空去办，10月17日，警察找上门来，直接带进了局子，要关三个月。“我愿意出钱保他，人民币13000元。但是交了钱后他也出不来，而是直接被警察带去机场送回国。如果他再要过来，就必须在加纳再办一次签证。”　　十月的广州依然保持着30℃以上的高温，但Fayaya的故乡——加纳首都阿克拉比广州还热，夏季的正午可以达到45℃～50℃。火球般的太阳悬在天上，炙烤着一群赤膊踢足球的少年。　　Fayaya也曾是其中的一个，即使到了广州，他依然热衷这项运动。他曾联合了天秀大厦几个商铺的非洲老板，组建了球队“黑色梦之队”——名字是他的女朋友何慧儿起的，和一群广州本地佬对抗，输家请客吃晚饭。　　Fayaya的家里还没有出过商人。在阿克拉，他的家境属于社会中上阶层，父亲是公务员，类似于加纳的“总统竞选班子成员”，母亲则是家庭主妇。Fayaya第一次萌生来中国的念头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但他肯定不是打算万里迢迢地跑到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商。当时，阿克拉新建了一座大楼，造型独特，傲立群雄。“是中国建的。”在阿克拉，很多好房子都是中国制造，来自中国的建筑施工队穿梭在阿克拉烈日下，受到的瞩目并不比如今Fayaya在中国受到的少。　　“中国造的房子很漂亮。”Fayaya说，这是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在阿克拉读完大学后，Fayaya申请到中国念书。他曾想过去读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听说这是中国最好的，回去后可以造最好的房子。然而最终他来到了华南理工大学，因为他听说，广州的大学对于非洲学生好像格外开放一点。但即使如此，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广州，会有20万非洲同胞。　　淘金江湖　　画一张非洲商人在广州的生存图，Fayaya将自己放在接近金字塔顶端的位置。他有名片，有中国女朋友，穿正牌的李维斯牛仔裤，最关键的是，还在天秀大厦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Fayaya没有读完华南理工大学。来广州的第二年，他第一次被老乡带到淘金路吃加纳家乡菜，这才发现广州竟有一座“巧克力城”。在这里，擦身而过的黑皮肤比黄皮肤更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混合着中文和广东的白话从耳边飘过，强烈而熟悉的香水味扑面而来，颜色鲜艳的非洲式长衫在路边支起的衣架上成排成排地挂着卖，花20美元，就有专门去非洲学过手艺的中国师傅帮你做一个满头小辫子的头。　　这是广州的布鲁克林。1998年，第一批进驻广州的非洲兄弟就是以越秀区的淘金路、洪桥为中心开疆辟土的，如今这里依然是广州定居黑人最多的地方。环市中路的天秀大厦有400多家非洲商铺，陶瓷大厦的租用者中则有30%以上的非洲人，一栋不起眼的远洋运输公司住宅楼里一半以上的租户是非洲客。　　老乡告诉Fayaya，在这一带常住的非洲人多数从事贸易，在写字楼里拥有自己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批发衣服及手机等各种电子产品，也兼做物流和运输。　　“我在东圃、火车站附近也见到过很多非洲人。但那里都很乱，秩序很差。火车站附近的服装城里贩卖牛仔裤的大多是尼日利亚人，他们很多都睡在地上。”在Fayaya看来，小北路不一样，在这里，非洲客们混得比较有尊严。　　半年后，Fayaya放弃了学业，开始跟着老乡做物流。在这条供应链的下端，是每天负责去唐旗、迦南等服装城挑货、进货的尼日利亚人。他们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和中国老板讨价还价，花1万元进500条来自东莞的“Adibas”牛仔裤、“Amani”T恤等“山寨货”。而Fayaya则坐在天秀大厦8楼租来的办公室里，接电话下单，派人接货、包装，负责将这些廉价而鲜艳的纺织物运往非洲大陆。　　“非洲没有什么工厂，人们对名牌也不在乎，只要好看、耐穿，就行。”这正是他们这些非洲商人生意的基础。　　2007年世道好的时候，Fayaya一个月能赚到两万元人民币——在大多从事小本生意的黑人商人中，这样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了。他回忆说，当时的生活相当“奢侈“，每天下加纳馆子，入夜便去环市路上的非洲吧、大篷车消磨时光。那里面同胞很多，可惜非洲姑娘不多。来广州的大多是男人，除非拖家带口。谈到这里，Fayaya突然有点想念他在阿克拉的前女友。他曾在ICQ上向她问好，她却没理他。“她已经是工程师了。”说起她，他有点骄傲，有点落寞。　　2008年下半年开始，Fayaya明显感觉到生意难做了。订单少了一半，一些合作已久的老客户纷纷收拾行李打道回府。和兄弟吃饭，谈论最多的就是，谁谁又回去了。一个住远景路的刚果人告诉Fayaya，他住的那个楼里本来有三十来户“老黑”，现在只剩两户。　　“金融海啸令生意缩水，我们日子很不好过。非洲那边的经济也不稳定，很多单签好又撤了。”一些非洲人为节约成本，甚至在坐飞机的时候，往身上套三条牛仔裤、六件T恤、两件外套，再把箱子塞得满满当当，用这种方法带尽可能多的衣服回国。　　熟悉的陌生城市　　自由随性的广州，宽容地接纳了20万非洲人，但偏见依然像一个游荡的幽灵，不时探出头来，刺激一下这群非洲来客。　　2008年初，Fayaya交上了一个女朋友——在小北路做服装生意的何慧儿。何慧儿是广州本地人，英语很好，两人很聊得来。　　能交上中国女朋友，本是件兄弟们很羡慕的事，但每次Fayaya提起结婚，何慧儿总是不置可否。女友没有带他见过父母，Fayaya还知道，她有时会去参加她父母安排的“相亲”。　　“她跟我说过，她父母没办法接受黑人。”　　5年的打拼，广州已成了Fayaya第二个故乡，但如今他突然感到，那个早已熟悉的广州，正在变得陌生起来。签证越来越紧，警察查得越来越严。“我在天秀大厦待了三年，本来和这里的警察都很熟悉了，见面招呼，是哥们儿。现在他们看见我都不笑了，一见面就要查证，我都被他们查了十几遍了。”　　2009年7月，冲突达到高潮。一名居留证过期的尼日利亚打工仔在出租屋里睡觉，为躲避警察的上门巡查而逃跑，结果坠楼身亡。隔日爆发了尼日利亚人大集会，围攻矿泉派出所，向广州警察发出抗议。“广州现在变得很紧张。上个月，警察查了我6次。我有经营执照，是个良民，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放心我？怕我随时跑路？”　　Fayaya不想离开广州。在阿克拉，晚上12点街上已是空荡一片，而广州的夜市可以繁华到天明，繁荣的商业给了Fayaya这样揣着淘金梦的非洲青年更多的可能。他的同乡有时会抱怨中国人冷漠、不讲诚信，但Fayaya相信，中国是机会最多的地方——即使这个城市有时对他不够好，他却在这里赚到了他父亲工作10年才能挣到的钱。　　现在，Fayaya的活动范围多在小北路，偶尔带女友去天河吃个饭，不时能看到周围人异样的眼光。他也曾遇到过，和两个同乡一起打车，司机停下来一看，发现是黑人，掉头就开走了。他住在远洋运输大厦的一栋住宅楼里，刚搬去时，想请房东夫妇吃个饭，交个朋友，对方却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缴房租时，他只需要把钱打到房东卡里，根本见不着面。　　Fayaya有时候不免疑惑：自己遵纪守法，交房租的速度也称得上模范租客，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征服那些不理解的目光？成为商界精英——这个高不可攀的梦想能使自己赢得认同吗？　　女友是Fayaya唯一的中国朋友，这已比很多非洲同乡幸运。很多同胞在广州，十年下来没有一个中国朋友。　　“在华南理工读书时，中国同学和我们也玩不到一起，见面只是礼节性地聊两句。同样是外国人，韩国人在学校里就比我们受欢迎得多。后来离开了学校，就更没有中国人理我们了。”　　Fayaya告诉记者，当时组建“黑色梦之队”时，大家都蠢蠢欲动，希望借足球和本地人交朋友，定输家请吃饭的规则，也是希望能认识一下。然而，让他尴尬的是，对方请了两次饭，依然是非洲人一桌、广州人一桌，除了按中国的方式敬一杯酒，就没有别的交流了。“后来，我们就不踢球了。”　　周日的下午，天气晴朗。Fayaya从环市路搭公交，半小时后到达一德路的石室教堂。他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义工，不时会帮着分发讲义，引导第一次来的兄弟姐妹熟悉环境。上周日，他还成为了赞美诗合唱队的一员。　　三点，英文弥撒开始，画着彩绘的穹窿下无数黑色的身影俯下身虔诚地颔首叩拜。对于Fayaya和很多在广州淘金的非洲客来说，这是他们生活里最为动人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