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溢油事故追责变数

“现行法律完全可以处理这些污染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珂强调，“就看有关部门愿不愿意处理它了”记者 齐介仑　　8月，赵京慰已去了多趟河北乐亭。　　作为盈科律师事务所环境与资源法律部主任，赵京慰对渤海溢油事故十分关心。当他听说渤海湾的乐亭、昌黎等地养殖的海产品出现大量死亡后，他决定开车到现场看一看。　　一个炎热的下午，在乐亭海边，赵京慰接触到了一批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渔民。听说赵是专搞环境资源法研究的京城大律师，渔民们很激动；连续两天，数十名养殖户代表包围了赵京慰，就索赔的法律程序事无巨细做了咨询。　　截至8月24日，河北已有200多个养殖户陆续与盈科建立了委托关系。　　赵京慰等一批环境、法律人士其实很焦虑：按照以往的环境侵权案来说，这样的官司打起来费时费力，前景也存有不确定性。　　起诉者的障碍　　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康菲公司瞒报谎报信息，存在严重过错，造成了污染的加剧，必须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在马军看来，渔民们大致有如下几点索赔障碍：其一是漏油事故发生在茫茫大海上，调查取证困难；二是渔民组织的自身财力和技术实力有限；三是在渔民损失和康菲漏油之间，难建因果关系——尤其事发多日后，证据湮灭，难上加难。　　目前，只有国家海洋局备有权威的油指纹库。“权威调查结论只能等待国家海洋局做出。”马军说，NGO是否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检测鉴定机构，这在政策上尚不明确。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计算了独立调查漏油事故的大概成本。按照一天20万元的起码支出，一艘考察船出海两个月，需至少花费1200万元。这还不包括调研人员工资、样本鉴定等各种其他费用。　　这样庞大的资金投入，对于非官方的调查机构而言，如果没有雄厚资金支持，是难以承受的。　　消逝的证据　　近年来参与了多起海上石油污染索赔诉讼的王亚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石油污染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至少会持续5~10年；而污染物通过食物链的传递，毒性可能延展至几十年。　　王亚民说，“在美国，这类事故发生后，调查取证非常及时。”　　赵京慰律师也表示，污染物的取样是有时效性的。从6月4日事发迄今，有些证据已经消失，有些证据正在消失；时间过得越久，采集样本就越困难；而那些已经采集到的样本，长时间不去做鉴定，以后还能不能具备鉴定条件，也将是个问题。　　中咨律师事务所的夏军律师，代理过2006年胜利油田漏油后唐山渔民索赔的案子。此次渤海溢油后，夏军也到现场考察过，其认为“在索赔问题上，这一次比上一次更难办”。　　“2006年是大块油污，飞机、卫星都能很直观地看到。今年使用了化油剂，油污都是零散的小块，连不成片，时间一长，肉眼看不到了，取证就相当难。”　　此外，环境索赔诉讼，周期一般较长；随着时间的消耗，因果关系往往更难建立。官司打到最后，常常会陷入无休止的扯皮。王亚民教授接触过多位打过这类官司的渔民，他们拖到最后拖不下去，干脆就接受了污染企业提供的一丁点补偿，然后不了了之。　　“赔偿是有法律责任的，补偿则是我愿意给你点就给你点，不愿意给你就不给；给你十万你不要，不要的话赔偿款可能一分都没有——这就逼得渔民无可奈何，只能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　　赵京慰律师倒觉得，不论是赔偿还是补偿，“只要能尽力弥补养殖户损失，都算是成功”。　　针对河北乐亭200多养殖户的索赔要求，赵京慰透露，盈科律师事务所将打出“组合拳”：一来，从各方面搜集证据，证明渔民损失确系康菲公司漏油导致。二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的原则，将问题推给康菲公司。　　决非无法可依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环境资源法和经济法研究的曹明德认为，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内追究康菲公司法律责任，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决非无法可依；而养殖户拿到赔偿款，也是完全可能的。　　曹明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里，最难认定的是因果关系，空气污染、水污染基本同理，所以在环境保护立法上，中国引入了举证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这一原则：由污染者举证，证明它的污染行为和受害者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否则即承担证明不能的法律后果。　　《海洋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刑法》都可以作为追究康菲公司法律责任的依据。曹明德认为，比如，《刑法》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规定；《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曹明德分析认为，康菲公司有恃无恐，可能和如下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康菲可能觉得中国的法律包括环境法，只是写在纸上的，不一定动真格。其二是康菲或许认为有中海油这样的合作者，问题不至于太大。　　在该事故中，中海油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曹明德认为，“仅就现在情形分析，和中海油的关系并不大”。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资源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周珂则强调，渤海溢油事故的追责，不能仅限于一般的民事诉讼或行政处罚，而是要严格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关于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三个方面去落实，要将养殖户的个体损失与海洋生态损害两项索赔挂起钩来。　　“除了养殖户目前的损失，还要考虑到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将导致养殖户今后不能再从事海产品的养殖，这是一个长期的地区利益的损失。我们不能再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了”。　　针对“中国法律不健全，对康菲公司无法形成有力制约”的说法，周珂表示强烈反对。　　“现行法律完全可以处理污染者，就看有关部门愿不愿意处理它了”，周珂强调，“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