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相和事实诠释金融的奥秘

——访美国金融博物馆馆长艾伦·李·谢勒润　　■　本刊记者 魏革军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我们知道您曾是一位成功的华尔街金融家，您为什么要接手美国金融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有什么特点？　　谢勒润：我年轻的时候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意大利波哥尼亚大学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几十年来任职于摩根大通、汉华等银行，还在哈佛大学讲授过俄罗斯问题，去过很多国家。我今年虽然已经69岁了，早就退休多年，但是，通过一个难得的机遇，我接手了金融博物馆，于是，我又觉得自己充实了起来。　　金融博物馆成立于1988年，是史密森学会的一分子，以宣扬企业家精神和民主自由市场传统为主要宗旨。博物馆原来的地址是在百老汇26号标准石油大厦，仅有不足300平方英尺的展馆。我从银行退休后接任馆长，2006年底，我们把馆址迁移到了现在的华尔街48号，经过修缮充实，2008年1月再次对外开放。　　博物馆新址所在正是1784年由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创建的美国银行旧址，距纽约证券交易所也仅有几步之遥，其本身就是美国金融史的一部分。事实上，博物馆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包括1929年股市大崩溃时的收报机纸条、华盛顿总统1792年签署的政府债券、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挖掘出来的一块重达60磅的金块，以及首次使用美元标志的公债和1万美元、10万美元面额的大额钞票。但是我们之所以重新整修了3万平方英尺的展馆，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给人们一个瞻仰历史的陈列馆(如一些联储系统的钱币博物馆)，而是要把它变为一个既有娱乐性又有知识性的互动式展览中心，让公众尽情探索金融世界的奥秘。我希望使这里成为一个真正的国民的金融教育中心，一个揭露真相求索真知的地方，人们能得到启发，并且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他们个人的金融决策中去。这是我担任该博物馆CEO的初衷，也是这个博物馆与世界上多数钱币博物馆相区别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史料、实物的博物馆，更是概念和思想的展示中心。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而美国金融博物馆已经开办展览来记录这段历史。尤其吸引参观者的是那张巨幅的信用危机形成的时间表。您是怎么想到用这个点子来跟踪经济危机的？　　谢勒润：提到这个时间表，那正是我们目前在做的重点工作之一。正如我刚才所说，金融博物馆成立多年来，一直被某些经济学家所诟病，当时的博物馆的主要视野仍然在金融史或者经济事件背景一类的话题，缺乏时效性和实用性。而我就任馆长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强化博物馆与现实生活的互动。当前，我们正经历现代历史上最具挑战的一场人为灾难，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规模、速度、关联度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共博物馆，我们需要向大众揭开真相，展示危机的原因，帮助他们进行人生投资决策。　　因此，我们就决定要完整地记录下危机的进程，每个月回顾一下经济数据和大事，找到其中的关联，并把这个事件用通俗而不幼稚的语言描绘出来，配合彩色的、更吸引眼球的巨幅图表，给参观者以很大的触动。这个图表从2007年2月的危机初露端倪，到2008年9月的雷曼，到2009年3月AIG事件，一直在不断更新，并且，参观者只需要花12美元，就能买一套微缩版本的时间表带回家去。每次看到在这个展览前静观而沉思的参观者，我就觉得我们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不过，我个人比较内疚的就是，博物馆的很多当年慷慨出资的联合赞助人也被我们借来做宣传了。例如在这一系列展览里有一部关于金融危机的电影。电影的一个镜头是一张前雷曼兄弟的CEO的照片被一群愤怒的群众指着鼻子骂，其中有个人甚至举了牌子，上面潦草地写着“大骗子”。正因为如此，我的金融危机展览似乎很难吸引在同一条大街的银行家们，他们总是借口说“我们就是从中幸存下来的”，然后步履匆匆地从展厅前走过。我知道，他们是去参观我们的另一个名为“华尔街女人”的展览了。　　不过，很欣慰的是，总体说来，介绍何为“不良资产”并解释这一灾难如何从美国蔓延到全球，以及介绍了评级机构为什么要低估次级贷款和基于次贷的证券产品风险的展览仍然是最吸引国内外参观者的项目。　　记者：在一个经济的下行周期里，金融教育的重要性愈加突出。金融博物馆是如何通过新颖的互动开展金融教育的？　　谢勒润：实际上，现在很多博物馆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那就是相比网络、视频等新兴传媒，博物馆正在失去观众，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参观博物馆是很无聊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论是想让观众从史料中寻到乐趣，还是从教育中得到好处，都要让这个接受的过程变得简单一些，但又要不流于浅白；更主要的是，我们的教育目标，不仅仅是让受众理解金融，还要让他们规划好自己的财富。　　我们辟出一个很大的视听室，可以一次容纳200多人，我们专门录制了十多个货币、银行、资本市场等专题的视频(如记录80年前的那次大崩溃的视频)，播放给参观者看，从而强化他们对金融的理解；我们设计了很多有关资本市场和货币的互动屏幕终端，很受参观者欢迎；博物馆还有一些特邀的金融历史学家和实务专家，定期来给参观者做讲座，告诉他们历史上的经济危机和现在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教授他们如何投资股票、债券，如何从少年时期就规划养老金计划，等等。　　针对有创业愿望的年轻观众，我们还录制了14个成功者的自述视频，告诉他们每个创业者的开始都是迷茫的，成功是没有固定的道路的。鉴于很多年轻人还不知道信用卡的一些有意无意的陷阱，我们还用交互式的触屏，给那些刚开始上班的年轻人详细分析了信用卡合同写的是什么、实际的隐藏含义又是什么，使很多参观者大吃一惊，也让那些银行卡公司着实紧张了一下。　　此外，我们在自己的网站上刊登了博物馆有关金融课程的报名表，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参加；网站还为一些外地的朋友准备了免费的讲座讲义，方便他们下载学习。　　记者：作为一家独立的公益机构，博物馆的经营是怎么开展的？　　谢勒润：和中国的大部分公办博物馆不同，美国金融博物馆是私人经营的、独立的非营利机构。由于经费不足，我们的固定职员只有10个人，但他们都是在金融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的，其中还不乏博士学位的人才，因此非常专业。平时，一般有6～7个志愿者在前台服务，负责联系团体参观、导览讲解和分发传单等。我们还有特殊武器，吸收了不少女性的金融从业者作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后盾，事实证明，她们的工作很出色，也更有亲和力。　　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们吸引了大批中学生和年轻顾客来参观，这是更令人高兴的事情。我想，如果华尔街的一些CEO们当年也有这样的机会了解历史和体会金融，也许，现在的这场危机就不会发生了。　　下面谈一谈我自己的工作，可以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银行业从业生涯后，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重新从另外的角度观察金融行业。我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谈判，找到了这样一个宽敞的新地点，在金融动荡的“震中”重开博物馆；我和建筑师们沟通，让他们为我设计那些现代寓于历史的展厅；我还经常出国考察各地的博物馆和金融教育机构，参加各种会议，热衷于宣传自己的博物馆。我算是老式的工作阶层，每天工作14小时，一周工作7天，于是我的朋友都说我“勤快得像中国人”。事实上，他们的善意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在大学结识了很多前辈和后生，在联储也有很多朋友，他们总会给我新写的文章和博物馆的工作提出建议。　　记者：那么您这几年馆长生活的最大快乐是什么？　　谢勒润：那就是揭露真相、说出事实的快乐。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在华尔街办了一些展览，让很多老同行都不开心。因为我说的是真相，而真相往往是让人不开心的。以下就是我所说的真相的一些关键词：不负责任、掩盖风险、坏账堆积、资本金不足、30倍以上的杠杆率。2008年我收到不少银行家的评论，“艾伦，我希望你没有办这些展览……”。但是，从来没有人会说这些展览是“错误的。”因为，真相和事实就摆在那里，谁都不能说真相是错误的。　　美国有很多酗酒者参加了各类戒酒组织，类似宗教忏悔一样，每次聚会的时候，发言者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酗酒者”。这就是真相，大声地说出来，你就赢得了自我完善的机会。而这次的金融危机，是我们犯下的大错误，还有很多金融人怯于承认这个事实，这是令我非常气愤的事情。我有许多在日本金融界工作的朋友，他们不愿承认日本金融系统出了问题。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十几年过去了，由于不肯承认错误，日本迄今没有找到解决金融问题的方法。面对危机，当务之急是承认错误，然后才有可能明理方向、纠正错误。　　现在的美国同仁也在掩盖自己的过错，他们总是说，真相是难以发现的，事后的指责是没有意义的。真相真的那么难以理解吗？我看未必。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起1630年荷兰郁金香危机，1721年“南海”泡沫崩溃，1929年的大萧条；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索罗斯和保尔森都长期看空美国次贷，甚至还从中获利了许多。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上没有新东西。过剩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只是人们不愿意相信而已。2007年，正是美国房地产市场高涨的时候，每年的房价增值都在7%～10%以上，可我认为这是很荒谬的情况，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的。因此，我决定卖掉自己的房子。所有人，包括我的家人，都说，“艾伦，你疯了，房子肯定还会涨的”。最终我还是把我的房子卖给了一个花旗银行的银行家。三个月后次贷危机爆发，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位英雄。贪婪过度，就会一无所得，这就是一个永远的真相。　　博物馆的使命就是要向公众解释这一切：为什么把注定要失败的投资推销给别人；为什么一只奶牛都能被评为国债AAA级的风险水平；为什么说所有中介机构都是为金融机构卖方服务的……但主要的方式仍然是收集事实，呈现给大家。我们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们不代表谁的立场，博物馆可以告诉人们什么是金融，但是它不会代替人们去思考。　　记者：您不止一次地谈到人性的贪婪是这次危机的浮世绘，这次危机给了您什么样的感触？　　谢勒润：有人说，此次金融危机已经蒸发了世界上将近2/3的账面财富，价值大约在40万亿美元左右。经济最终对人类的惩罚不仅仅只是那些受到金融诱惑的人，也危及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非美国人。巴菲特说过：“人们不知谁在裸泳？那就退潮之后再看吧！”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机构被高额的佣金、分红等光环笼罩，缺乏透明，而此次危机终于使光环褪色，人们看到了其丑恶的本质，恰如海水退潮后人们看到了“裸泳”人的画面。这场信用危机是现代人经历的最具挑战性的人为灾难，它由鲁莽、贪婪、不负责任所引致，伴随着傲慢自大，导致了信贷市场、资产价格以及全球经济的崩塌。如果人性抵制诱惑的能力可以测试，那么大部分美国金融机构的行为则体现了良好品格的缺失。　　2006年，美林前任首席执行官奥尼尔的奖金为4800万美元，但回报给美林的却是大量劣质次级贷款。奥尼尔引咎辞职后，美林已是一片狼藉，大量次贷成为不良贷款。但奇怪的是，奥尼尔本人没有受到任何损失。2006年美国最大房屋按揭贷款、次贷公司——国家金融服务公司总裁安吉罗·莫兹罗年终分红甚至高达1亿多美元。巨额奖金令银行家的行为失去平衡。如一个金融机构的董事会董事，当企业经理拿着次级贷款项目让他做决策时，他原本应该明确地回答“否”，但若抵抗不了利益之诱惑，又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他就可能把决策权退回到提出议案的企业经理手中。以利益和金钱为诱导的华尔街上，职业经理人的行为严重失控。由于功利性的氛围以及监管、透明度的缺失，银行的大小职员们，为追求业绩回报，明知对方没有偿贷能力，仍不顾一切地将款项贷出。而从短期行为的衡量角度讲，人们当时还看不出或无法预计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当然也就没人关心是否能将贷款收回来。不想独自承担责任的银行还成功地转移了风险，通过证券化，劣质的次级房屋贷款被重新卖出，由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乃至全世界的投资者们，甚至包括一些地区、国家的政府来共同承担风险。这样，不仅“毒品”被转移输出，而且美国的大小投行还赚取了高额佣金，进一步扩大了它们的借贷能力。　　为什么金融机构面对经济诱惑选择了集体沉沦呢？问题的核心还是我们的机制设计出了问题。我认为，对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市场而言，尽管政府机构的行业监管、政策透明以及信贷风险控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政府若能平衡地管理好一个自由、开放、透明和负责任的市场，以此更好地服务公众，那对减少金融市场的风险是有益的，因为当金融从业人员无视既定的规则时，适时地监督对他们至关重要。当你在巨额财富和讲真话中需要做出一个抉择时，你会怎么办？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减少人们面对这种选择题的局面。　　记者：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美国金融史，您认为哪一个历史事件对美国现行金融体制影响最大？　　谢勒润：80年前的那次大萧条与这次经济危机的最大不同，不是当年25%的失业率，也不是1930年成千上万家金融机构的破产，而是当时的政府不知道应该在经济运行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作为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我认为政府应当在经济中发挥积极而理智的作用。　　自由市场的强项恰恰是风险评估，市场参与者理性地权衡收益与风险，不会过分贪婪，也不会过分迟钝。而政府恰恰不是好的风险分析家，本质上说，这是经济利益使然(联储的官员不用担心市场风险对自己薪酬的影响)。　　布什政府面对系统性缺陷作为不力，不仅没有整合职能重叠严重的地方、联邦监管机构，并且，这些机构原本的监管责任也执行得不够明确。在资产泡沫急剧膨胀的时候，联储却放任次贷产品的连锁衍生，而专注于对通货膨胀的防控。长期的超低位利率也进一步刺激了机构经理人追逐暴利的冒险行为。不当的政府干预(或无为)扭曲了自由市场正常的风险机制。　　相比而言，奥巴马政府在救援经济方面值得称道，美国采取了迅速有力的政府干预。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已制定了数十个救援计划，其直接和间接的投入资金规模已超过5万亿美元。政府对金融市场以及经济全局的拯救，不仅及时，而且关键。打个比方，当草地还没有干枯时，我们就需要抓紧时间抢修水管，若等到整片草地枯黄，已无济于事。正如美国目前的失业率，10%左右已很可怕，但如果再上升两至三个百分点，问题会变得大为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