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考考生减少来看教育改革

一年一度开学季，高考考生流失的问题再度成为热点。2008年招生计划只有599万人，全国1050万人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创下历史最高值；2009年出现了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下降，考生总量1020万，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2010年弃考人数接近100万，考生总人数下降到946万人。2011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再次下降，报名人数只有933万。　　高考考生总量从2008年的最顶峰逐年下滑，与之相反，招生计划却逐年增加。相比普通高等学校，考生减少使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进行得更加困难，有媒体报道，即使是生源大省山东，在专科录取线降到180分的情况下，依然有超过4万招生计划落空。　　2010年7月29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纲要》）正式公布，提出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也将由2009年的2979万人提升至2015年3350万人，到2020年达到3550万人，毛入学率由2009年的24．2%提升至2015年36%，到2020年达到40%。同时对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职业教育改革指明了思路。本期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围绕高考改革、职业教育发展等话题，邀请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共同讨论。　　国内高等教育改革滞后 　　中国经济时报：从2009年开始，高考考生人数连续三年下降。在三位专家看来，考生都“流”到哪里了？考生流失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在考生逐年减少的情况下，要实现《纲要》提出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逐年增加的目标是否可能？　　郭英剑：我认为有两个现象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第一是海外留学人数激增。近年来，高中阶段到国外去读，之后在国外上大学的不少，而在高中阶段读完后选择到国外、境外去读大学的更多。第二是农村学生（也包括城市中的贫困家庭的学生）因为经济困难、未来就业无望而弃读大学的人数有所增加。　　我想产生上述两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第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人们对国外高校的高水平教育有了明确的认识，国外高校也因为中国学生的优秀以及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愿意吸收中国学子；第二，国内高校在培养目标上摇摆不定。时至今日，高校还没有把培养人作为高校的重大使命，加之经过30年的改革，高等教育依旧处于改革滞后的状态，无法满足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与要求，致使人们对高等教育失去耐心和信心，因而也没有了期望。第三，中国高校的公平意识不强烈，社会服务的使命不清晰。当然，这并不能完全怪罪高校，现如今，高校依旧处在与政府以及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不清的关系之中，更不要提高校的独立性了，我想，这应该是造成高校使命含混不清甚至等同于政府发展目标这种局面的重要因素。至于为什么高校中来自农村的学生的比例在下降，这些问题需要高校和整个社会认真思考并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改善这一局面。　　丁宁宁：我认为“考生流失”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至少没有考虑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减少这样一个重要因素。近几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基本上都是90年代以后出生的。他们出生时，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10多年了，政策效果已十分明显。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每年新增的适龄就学人数不断减少。这一情况，早就在城市中小学校的入学人数上反映出来了，也必然会反映到高考上。　　“考生流失”这一说法，也暗含着“所有高中毕业生必须参加高考”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假设。其实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有没有必要这么多人上高中都值得商榷。以北欧四国为例，即使上大学全免费，也不是所有的适龄青年都愿意上，而是根据个人志愿和其他方面的考虑做出选择；老师也会根据学生自己的情况，提供是否上大学的参考
意见；最后进入大学（包括职业高等教育）的学生比例不到适龄青年比例的50%。　　此外，90年代末开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给了一般民众一个错误印象，以为年轻人“只有上大学才是正路，其他选择都是旁门左道”，而且只有上了大学才好找工作。但是这种“大跃进”式的大学扩招，不仅大大提高了学费标准，而且明显降低了教学质量。加之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并不乐观，这就必然导致适龄青年报考大学的意愿下降，自然会影响到高等学校的高考生源。　　《纲要》中提出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逐年增加的数据，如果没有考虑学龄人口的变化，以及国际上大学入学率的一般规律，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国家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即使在世界五百强的老总里面，取得过本科学历的人也只有40%左右，硕士、博士的比例就更少。把上大学当做人生、就业惟一出路的观点，本来就是不正确的。　　康健：近两年到国外留学的适龄考生数量迅猛增长。我国最初只有精英才能到国外留学，90年代以后，一部分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由于在国内学习成绩较差，被迫到国外寻找“出路”。现在有一些学生在国内学习成绩不错，即使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也要出去读书，一是因为国内目前教育状况相对来说较为落后，学生渴望去国外受更好的教育，并希望将来在国外发展，但我觉得这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二是很多人都觉得我国的教育制度比较僵化，在高考、专业选择上都有很多限制，不如到国外享受更宽松的受教育环境。　　当然适龄入学人口的减少对考生流失有一定的影响，我认为这类人口的变化是波动的。前几年小学、初中的学生确实有减少，但实际上这种减少没有持续多久，现在小学、初中学生人数略有增加。因为现在人口的流动性很大，特别是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适龄入学儿童人数、入学情况等都很难统计，所以统计出来的适龄入学人数也是会浮动的。　　近几年高校扩招确实使高等教育入学规模扩大，但我个人认为现在是否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且是否还要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还值得进一步分析。从世界范围来看，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从少数人的教育到多数人的教育，这个过程走了上百年，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后，居然能在短期内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数据，正是因为我们国家“跃进式”的招生政策。我认为这个数据并不非常扎实。这种人为拉动受高等教育人数增长的方式，和从做好基础教育开始逐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有质的区别。　　如果一个国家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除了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外，更重要的还是依赖基础教育的扎实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基础教育是紧密相关的。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要保证义务教育还很困难，基础教育发展还不均衡，如果我们忽略了基础教育的现状，只是重于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有点无本之木的感觉。我觉得我们还不应过分乐观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取得的成绩，应该看到，我们有很多青少年在初中、高中阶段已经被“淘汰”，而《纲要》中规划的是已经通过高考的人数。 [page]　　用升学率衡量教育质量是个误区 　　中国经济时报：高考是否需要改革？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纲要》中提出的“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等改革方案，以及“自主录取”、“推荐录取”、“破格录取”等弹性录取方式，这些措施是否“对症”？　　郭英剑：高考还是有一定的改革空间。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人去实施。《纲要》中提出的那些方案，就中国的教育现状来说，都是有操作性的，但谁去执行？何时执行？却没有明确的说法。　　敢于采用弹性录取方式，要想避免不公正的行为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透明。一旦发生不公正的行为，要用法律追责，而不是党内或行政的纪律处分。　　丁宁宁：首先我认为高考只是一把尺子，再怎么改也改变不了通过考试来选拔学生的本质功能。《纲要》中提出的那些高考改革方案，可能会使学生除了高考外还要应付其他方面的考试，反而增加了学生负担。一些没有量化标准的考查项目，只是增加了学校的选择权。所谓的弹性录取方式，反而可能增加“走后门”的机会。特别是对农村的学生来说，很难达到考试方式改革后的新要求，有可能加剧教育的不公平。因此，既然是高考，还是要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否则容易背离社会公正原则。　　当然，高考的考试内容是需要改进的。我认为高考应当重点考查学生对中学教学内容的熟练掌握程度，而不是偏离基础性知识，出偏题、怪题、难题。明确了这一点，学生就能比较平和地对待高考，把它看做是对自己能力的一次检验。即使是基础性的知识考察，只要让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就不难区分考生学习水平的高低。　　教育的本质是保守的，就是把人类已经取得共识的东西作为知识和品德传授给后人。一个好的教师，靠的是启发学生兴趣来努力学习，而不是靠考试来引导学生学习。我们现在的一些教育改革违背了教育自身的规律，也解决不了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基础缺失。在这方面，一是不能照抄西方的方法，急于求成；二是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需要加强。这不仅是个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理念问题。　　康健：现在从决策层到普通百姓，大家都把目光放在高考改革上面，但高考的改革和基础教育的改革，到底谁为本？现在我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高考改革，高考改革就可以拉动基础教育的改革，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错误的。高考的基本任务和功能就是为了帮助高校选择适合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从高考的形式来说，无论如何改动，高考的选拔功能不会改变，为了这个功能的需要，高考采取的都是统考、通考的形式，基本上都是以一张试卷为基础。当然现在也增加了一些其他的方式，但从社会共识来看，大家还是认同一张试卷上面的分数。　　我认为一张试卷最能评价的是考试更适合哪个专业的学习，并不能考察基础教育的质量。基础教育的质量和高校招生质量，二者之间是有质的区别。只有首先把基础教育做好，才能做好高考。现在高考就像是如来佛祖的手心，基础教育再怎么做，最终还是回到高考。　　当然高考也有必须要改革的地方，就是目前高考制约了基础教育的发展。现在很多基础教育学校用升学率来衡量教育质量，这就是最大的误区。我主张“教”与“考”分离，高考的命题越远离基础教育的课程和标准，高考的选拔功能越有效。目前高考命题和基础教育内容总是希望找到一些连接，比如现在如果要考杂文，估计就是从鲁迅杂文中选择，本应该用鲁迅的杂文作为投射点来考察考生对杂文的理解能力，而不是只考鲁迅的杂文，但因为大纲、教材限制了杂文的考查范围，考生只需要读鲁迅的杂文就可以应付高考。 “教”与“考”分离是指不是考查教的具体内容，而是考察学习的能力，现在的孩子们越学越窄就是被大纲和教材限制住了。但“教”与“考”分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现在并没有实践的空间。并且为了照顾大多数学生的水平，高考的题型、难度系数、考试纲要不会轻易改动，于是在高考制约了基础教育的同时，基础教育也在制约着高考。我认为，教育要和报名、考试脱钩，基础教育也要和高考脱钩，这也是将来的方向。　　至于考试形式的改革及弹性录取方式，我认为有可取之处，但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这些方式的局限性，能达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教育改革是立足于“挑”还是立足于“教”，这个本末关系要弄清楚，如果没有“教”，“挑”是没有意义的，古人曾说取士本于学校也是这个道理。现在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会出现一些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相配合的形式，但如果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了，学生更在意的不是文凭、不是分数，而是个人的志愿、兴趣、专业方向的选择，而我们现在更看重是“挑”和“筛”，忽略了“培”和“养”。孩子们真正的理想、兴趣，这些最本质的东西，恰恰在他们受教育过程中是被忽略的。 [page]　　职业教育需要加强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已有很多本科院校在培养计划中加入职业教育的课程，并且根据《纲要》要求，普通高中也将加入职业教育教学内容，这是否会让中职、高职院校固有的“技能”优势不再？职业教育该如何结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做出调整？　　郭英剑：首先我认为普通高中增加职业教育内容很有必要。关键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要让高中阶段的学生觉得只有考大学这华山一条路，更不要觉得上不了大学就没有希望了。职业教育应该大张旗鼓地提倡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未来方向。　　另外，普通高校也在培养方案中加入职业教育的课程，这主要应该看做是对过去轻视和忽视职业教育的“拨乱反正”。但我认为也不能在普通高校过于强调职业教育，这对于中职、高职院校倒不一定能够造成太大的影响，倒是首先损坏了高等教育的功能，受伤害的是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这样的后果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但将来一定会有严重的后果。　　职业教育调整的方向，一是国家和社会之需求，二是市场与未来之需要，三是学生个性发展之拓展。它应该既与普通高校相辅相成，更应该保持各自鲜明的特色。　　丁宁宁：我认为在普通高中强制性地增加职业培训是没有意义的。《纲要》加入所谓职业教育教学内容，其实是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提高学生的基本生活能力和动手能力，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职业技能培训。而作为一个即将进入社会的学生，也确实需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比如用电基本常识等等。　　至于在普通高校增加职业教育课程，我认为对高等职业院校没有什么压力。首先，大学与高等职业院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方向不同，教育的重点也不一样。其次，普通高校增加的所谓职业教育课程应该是围绕本专业的技能培训或现场实践，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容有很大区别。总的来讲，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专业技术和动手能力较强，普通高校的学生在专业理论、发展方向方面了解的情况更多；各有侧重，不可能相互替代。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必须走制造业立国的发展道路，高等职业教育应当为提高我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康健：我认为，现在高中、大学的学科，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暗含“纯学术”的意思，但为什么高中生、大学生就不应该受一些基础性的职业教育呢？现在职业型教育和学术型教育已经出现交叉、融合的趋势，任何学术型教育培养的学生进入到社会之中，所做的工作都不可能与职业技术无关。　　其实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来看，更多的就业岗位不一定需要高学历，很多工作只是普通的劳动型岗位。但学术型工作和职业技术型工作的界限在逐渐消失，职业教育也不是简单的劳动型职业教育了，会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调整，增加理论知识的教授，这样培育出的职业型人才就具备了能够“迁移”的综合素质，能够适应不同的工作岗位。再加上职业院校毕业生与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固有的动手、实践能力，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竞争力将大大增强。　　职业教育对学生的培养也应该由单一的简单技能训练转变为综合能力的培养，让他们有基本的文化素养、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获得资讯的能力等等，从而具备职业再选择、再发展、再迁移的能力。另外，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也要打破专业的限制，让职业院校的学生获得比如驾驶、计算机等这样一些通用的职业技术。当然更要注重动手、实践这一优势性能力的培养，因为人的实践经验越丰富，就越敢于选择新的工作。 [page]　　职业教育需要观念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高考考生人数的减少不仅影响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也让职业院校招生更加困难，反观社会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普遍存在观念偏差，各位专家认为目前职业教育还面临哪些困境？　　郭英剑：我认为导致偏差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人们固有轻视职业教育的思想观念。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既然接受高等教育，那就应该是上大学，上综合性的大学，而对职业教育总是认为不是正宗或者正牌的高等教育。对高等教育如此，对中等职业教育就更是如此；第二是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同样过于强调非职业的高校，而忽视乃至轻视职业教育。　　而据我了解，目前职业教育中有三方面的因素致使职业教育面临困境，第一是受政府和社会的重视程度不够，而由于中国教育体制的制约，职业教育总是不断与非职业教育的高校并列而论，致使职业学校的发展目标还不是很明确；第二，师资队伍大都是正规的非职业教育出来的，对于在职业教育中如何发挥个人特长、如何教育学生，还都是个值得长期探索的问题；第三，与普通高校大学生相比，职业高校的大学生、中专生与同类高校的学生相比大多会有自卑感，受到社会的关注度也不够。　　丁宁宁：历史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偏见确实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大学扩招也对高等职业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职业教育衰落的直接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职业教育一直不够重视。特别是取消了行业部后，职业教育改由教育系统接管。其结果必然是按照普通教育的办学思路来办职业教育。而在西方大部分国家，职业教育都是由劳动部门来办，这样才能保证职业教育与就业需求接轨。　　实际上大学开始扩招的时候，正是发展职业教育的最好时机，我们错过了。随着社会上专业人才的缺口越来越大，政府开始重视职业教育。但现在办得好的恰恰是民办职业院校。虽然这些民办职业院校学费昂贵，但是符合行业发展和区域市场的要求，毕业后容易就业，所以很多学生愿意入读。现在搞好职业教育缺的不是硬件，而是理念和教师。发展职业教育不一定非要大兴土木新建公办的高等职业院校，完全可以把钱投給那些成绩突出的民办职业院校，或者直接补贴民办职业院校学生的学费。　　现在民办职业教育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培训基地。教育系统自己办的培训基地，无法跟上现代工业前进的步伐。市场化改革后，企业普遍不愿意无偿接受实习生。因此，政府各部门，应该有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国营、民营企业接受职业培训的任务。比如劳动部门可以对常年接受实习生的企业以优先招募所需技术工人的权利，避免企业因员工需求变化而不愿长期接收实习生。此外，也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来支付企业培训的费用，对参与培训的“师傅”给予补助等。　　康健：我们一直以来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是造成我国职业教育不景气的原因。我国高等教育仍停留在“精英主义”的时代，职业型教育和学术型教育不是在分向，而是在分等，“一等公民”是受学术型教育的人，只有没有能力接受学术型教育的学生才会选择接受职业教育。这个偏见不是来自于被动选择的学生自身或家庭，而是来自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　　现在国家对高职院校的限制仍然很严，有很多高职院校发不了教育部承认的文凭。现在西方国家的普通中学基本都是综合性中学，教学内容中渗透着职业教育的内容，认为一个学生接受学术型、职业型两种教育才是完整的教育。我一直主张推进综合型中学，但现在还是很困难，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现在衡量中学的标准还是升学率，中学不可能放弃原来走的路，并且人们的观念也认为学生到中学就是为进入大学打基础，凭什么非要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其实职业教育是现代人拥有完整性教育的需要，而非教育分等级的需要。其实很多学生不是“纯学术”类型的，但现在我们还在把学生都往“纯学术”的方向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