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改变世界,让官员谨言慎行

  本期人物: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环保局副局长张洪峰张洪峰在挂职的响塘乡。张洪峰

  1976年生, 2009年1月起任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环保局副局长。2011年4月起,在湘潭市响塘乡挂职乡党委副书记、匣锦村村委第一书记。

  2007年,因购物遇到产品质量问题,开始维权。在长期的维权过程中,他学会使用网络、媒体。2009年11月,被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3·15系统工程建设办公室聘为办公室副主任、志愿者工作部部长。

  2009年4月起,从为自己维权转向关注公共事件,并利用自己的博客、微博进行调查,为他人维权,并与众多调查记者成为朋友。

  因熟悉网络与媒体,一直担任雨湖区环保局的新闻发言人。

张洪峰的爱好之一就是发表博客,而他在搜狐上的博客点击量达到了千万。

  “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么多年来,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在网上实名且如此高调,参与公共事件,是否会遭受一些压力?我的回答是,至今为止,我的确没有遇到过大家担心的那种压力,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批评过我业余时间的这些"闲事"。而爱好管"闲事"的我,还是会坚持这一爱好。”

  十年前官员几乎都被称为干部。官员这个词来自于媒体对干部的报道性称呼,但现在大家都已经普遍接受这个称呼了,伴随着称呼变化而来的是官场生态的变化。

  民意促使政府改革

  政府工作贴近民生

  “逢进必考”的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完善,使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七大姑八大姨”不再莫名其妙地成为我的同事,新来的同事都是“过五关斩六将”,这让我不再担心“猪一样的队友”。队伍素质的提高,让工作开展起来更加顺手。

  十年前,干部很少畏惧民意,而这十年来大小官员越来越畏惧网络和媒体,而网络和媒体实际上就是民意的表达。

  这十年间,对于政治大环境的变化,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民意对政府服务的倒逼。从前(网络不发达),政府的执政行为、官员的执政理念,很少会担心民意评价或批评,但随着民众对官员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官员面临的挑战已经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小心翼翼,稍不注意,就会被投诉到网上,甚至引起媒体的关注。经常发生的某官员因为一句话或者因为态度不当,而被免职的报道,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严守程序,尊重民意。

  另一方面,民意也促使政府改革,使得政府工作更加贴近民生。当然,直到今天,政府改革的步伐依旧跟不上民众对政府服务水平的要求。

  而“逢进必考”的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完善,使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七大姑八大姨”不再莫名其妙地成为我的同事,新来的同事都是“过五关斩六将”,这让我不再担心“猪一样的队友”。队伍素质的提高,让工作开展起来更加顺手。

  法制建设确立统一规则

  执法工作要求愈发严苛

  2003年,国家法制建设越来越规范,具有执法资格的单位,按规定要内设法制机构,用于规范执法行为。我也因此被任命为法制股股长,全局的行政执法文书统一从我这个部门发出。

  十年前的环保,还只是刚开始热门的话题,我的很多朋友,甚至分不清环保局和环卫处的区别,偶尔会问我,“你们那还需要开洒水车的司机吗?”我告诉他们,那是环卫处的工作,而我是在环保局工作,然后介绍环保工作具体是哪些。

  十年前,甚至都没有什么让我在今天回忆起来很深刻的故事。脑海里浮现十年前我的样子,是穿着环保制服,骑着一台三轮摩托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去检查企业,处理一些因为企业污染引起的市民投诉。

  而那些纠纷的处理很锻炼人,也磨炼人的性格,复杂的利益纠葛,让我获得更多历练;我很喜欢上网和学习法律,这对于我在平时的执法工作很有帮助,用法律的程序和规定去说服纠纷的双方,更有效果。

  2003年,国家法制建设越来越规范,具有执法资格的单位,按规定要内设法制机构,用于规范执法行为。我也因此被任命为法制股股长,全局的行政执法文书统一从我这个部门发出。

  这样的设置,避免了原来的那些随意性执法,但内部也会产生一些矛盾,比如因为程序的复杂、对证据的严苛,引起在外执法的同事不满。但法制的好处恰恰也体现出来,因为有明确的规则,这种内部的冲撞逐渐被理解和适应。

  公众环保意识增强

  促进环保事业发展

  从遇到污染问题而不知向谁投诉,到熟悉环保局的投诉方式,这种变化的时间并不长。但说到主动关注环境和公益行动,只是最近两年的事情。近两年开始出现职业的环保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他们开始主动关心湘江的水质。

  2005年,我转岗到管理股任股长,负责新建项目的审批,这项工作让我深刻地感受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矛盾。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需要引进工业,而工业必然也会带来环境污染问题。虽然大部分的污染是属于可控可防的,但还是会有一些招商引资的项目,特别是产业转移的项目,审批时存在招商与环保的矛盾。

  曾经有一个招商项目,企业前期与招商部门协调很久,投资的额度和未来产生的税收足以让地方为之心动,项目论证会上我提出的项目选址不当,污染排放无法满足区域环境的要求,与招商部门产生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

  项目最终未落户,因为,一方面是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担心未来的污染纠纷矛盾难以调和,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对项目引进的“力度”。即使是今天,我们在发达地区的污染产业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过程中,依然可以看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仍在进行相互的妥协与斗争。

  说到环保意识,这是随着媒体的宣传,逐步被市民认知的一个过程。先是市民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诉求开始增多,第三产业造成的污染问题成为主要的投诉内容,比如饭店排放的油烟、KTV产生的噪声等等。而此前市民甚至不觉得这是一种环境污染,也不会想到向环保局投诉。

  从遇到污染问题而不知向谁投诉,到熟悉环保局的投诉方式,这种变化的时间并不长。但说到主动关注环境和公益行动,只是最近两年的事情。近两年开始出现职业的环保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他们开始主动关心湘江的水质,拍摄那些偷偷排污的企业。“环保协会”、“绿色潇湘”这样的环保公益组织,开始主动监督环境,通过网络发布他们调查的污染情况,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公众的环保意识觉醒,让环保工作在政府序列里越来越重要,推动着环保事业的前行。而这些公益组织在未来必将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更多志愿者的参与,将大大提高环境违法行为的成本。

  遭遇产品质量问题

  寻找网络解决方法

  当时也有过退缩的想法,但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的性格是很执著的。而对于这件事情,只要我没有影响正常工作,领导和同事并不关注我业余时间里的那些故事。

  2007年,我购买的几台空调出现质量问题,之后一系列维权行动,也许是这十年甚至是我一生难忘的记忆。

  刚买来的空调在安装后试机时出现噪声大、压缩机无法正常运转等问题,当场我不同意签字验收,提出退货要求,本以为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不承想却让我遭遇到一场长达8个月的维权历程,也让我与媒体“结缘”。

  我退货的要求被无理拒绝,售后人员态度强硬地声称空调毫无质量问题,认为纯属我无聊吹毛求疵。我开始维权,从消协到工商局,再到质监局,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维权时的艰难,同时我未曾料到会因为这件事而一发不可收拾。

  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家那台空调终于被送进了省级技术鉴定机构,鉴定费用超出我购买空调的费用。我当时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被逼无奈,不维权,不高调维权,很难引起关注,我只是想解决问题。我至今无法忘记,鉴定机构问我“是否真的决定做这样一个并不确定结论的事情”,我回答他们:确定!因为我很执著地认为我需要一个“清白”。

  鉴定结果认定,几台空调都是“使用并维修过”的翻新机,我怒了,虽然售后的态度转换得令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一个月以前那些嚣张的面孔,但我无法原谅这种行为,我开始要求公开道歉。

  这个看似简单合理的要求,却始终无法与空调厂家达成一致,他们提出给予我十万元补偿,换取我手里的鉴定报告与不公开此事件,而我坚持要道歉,并且是书面的,矛盾在企业品牌维护与我不能平息的愤怒之间无法调和。

  当时也有过退缩的想法,但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的性格是很执著的。而对于这件事情,只要我没有影响正常工作,领导和同事并不关注我业余时间里的那些故事。

  3月14日,我带着那份鉴定报告,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按计划,我将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向多家媒体讲述我的消费体验,并展示鉴定报告,但结果并不理想。我便开始了网络维权之旅:开通博客,发布我的遭遇。

  博客点击量达千万

  开始参与公共维权

  2009年4月,我开始利用晚上在我的博客上写一些博文,我的视角开始从消费领域发展到公共事件,我的博文开始点评一些热点事件。

  在网上我开始结识朋友,收获支持。虽然此前我已是一个资深的网民,但我此时开始重新认知网络这个改变中国的平台。

  我在网上维权,网站编辑看到一个孤独的个体面对那个庞大的商业机构,就给我起名为“中国最勇敢的消费者”,并开始支持我的维权,媒体也开始关注我,关注我的故事。空调厂家的公关公司与我在网上博弈,我也学会了如何避开公关公司的阻击。

  最终,我收到了那份道歉信,当厂家高层管理人员当面向我九十度鞠躬道歉,并表示将杜绝发生在我身上的质量问题时,我原谅了他们,却并不感到欣慰,一路走来,我深知维权之艰难,如果不是我将这种心态调整在“快乐维权”上,能够想象,几个月下来,我真的要抑郁了。

  此后,生活归于平静,工作之余,我虽然不必再像之前那般必须守着网络,但我已经离不开网络,与网上的一众朋友。

  2009年4月,我开始利用晚上在我的博客上写一些博文,我的视角开始从消费领域发展到公共事件,我的博文开始点评一些热点事件。

  因为在为自己维权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巨大的艰辛,我希望能通过我的经验,为那些与我一样处于艰辛时期的人提供一些帮助,避免他们再度艰辛。社会需要医生,但并非人人都是医生,既然我已经“久病成良医”,何不利用这个做点事呢。既然能在消费领域维权,在公共事件上,我的“医术”也有用武之地。且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我还能体会到快乐和学习到知识。

  也许是这几年在网上的维权经历,我写的东西网友们比较喜欢看,我的博客一度登上搜狐博客的前五十榜单,网友们认为我写的时事评论很犀利。

  随着我的博客点击量达千万,我开始接到很多网友的投诉,他们已然将我的博客看作一家媒体,希望我能写下他们的遭遇。2010年我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形式,“博客调查报道”,根据网友提供的素材和证据,我在网上搜索相关的资料,用录音电话联系事件的相关当事人或者地方有关部门,来印证网友投诉的内容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腐败或者受到不公平待遇,一旦属实,我会将这些事件写在我的博客里。

  我的生活里已经几乎没有了KTV,没有了棋牌娱乐,业余时间我都在网上,我的博客成为了我的最大爱好,我与很多调查记者成为了朋友,他们笑称我为“打捞”专家,因为我本身在体制内工作,对于体制内的方式方法比较熟悉。

  我会在网上浏览一些并不热的帖子,有些当事人不熟悉网络,不善于表达,写的东西其实很多,但往往词不达意,我会“打捞”这样的帖子,联系上这个当事人,告诉他我需要哪一些证据,而哪一些才算是能帮助到他的证据。

  2009年1月,我已被任命为(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区环保局副局长,这是组织对我工作的一种肯定,也证明了我的网络维权,并没有影响我的本职工作。

  挂职乡党委副书记

  微博直播村委选举

  我对基层民主感受最深的是村委的选举,选举程序是固定的,投票海选,再投票选村主任、村委成员,这一系列程序都必须让有选举权的村民一人一票,公平公正地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村委。

  2011年4月,根据组织部门的安排,我挂职一个乡党委的副书记、一个村的村委第一书记。

  报到不久,就面对“支村两委”三年一届的换届选举,我需要负责组织好这场关乎900多名村民未来三年由谁来管理村务、由谁来领导发展经济的大事。

  支委的选举,需要在全村三十多位党员中推举出候选人,最终投票选出三位支委成员,再由乡党委研究决定谁担任书记,及三个支委的分工。这场支委选举我一度微博直播,但并未引起关注。

  为啥想要微博直播?我觉得网友对于党内的选举不太了解,之前我也不是很清楚村书记是如何选出来的,所以我想通过直播的方式,将这些细节与大家分享,这本身也属于党务公开的范畴,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关注。

  我对基层民主感受最深的是村委的选举,选举程序是固定的,投票海选候选人,再投票选村主任、村委成员,这一系列程序都必须让有选举权的村民一人一票,公平公正地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村委。我此前也了解一些村委选举存在贿选、强选等不良现象,我一直很担忧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但最终的选举情况让我很欣慰,也感受民主只有在法制保障下才能实现。

  这得益于乡党委政府的安排,选举期间不是单纯的宣传选举纪律,而是派出专人巡控,防止出现候选人走家串户行贿的情况。同时,保持对候选人的法治教育,可以拉票、可以向村民表述施政计划,但绝不允许违规。在村民投票时,乡政府的干部及派出所严守投票箱,投票全部秘密填写,无关人员一律不得靠近。

  这些措施保障了选举的公正,而从这一年来村委的工作表现来看,选举没有选错人,几位村干部确实很认真地履职。

  村主任的一个小故事让我很有感触,一位村民家里发生了点事情,这位村民选举时曾公开反对现任村主任,这让村民也很尴尬,担心村主任不会对他施以援手,但村主任却热心地帮助他家渡过难关。事后我与村主任聊起此事, 他说,“我如果因为他曾经反对过我,我就不帮他,我还能服人吗?” 一句感性的话让我对他和基层民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挂职的同时,我依旧是“微博控”,关注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去年9月,湖南六个农民工在江苏常熟抵抗24名提砍刀上门的暴徒,提刀上门者一个未抓住,结果农民工反被常熟法院以聚众斗殴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当事人家属在网上发布的求助信息被我偶尔看到,我看完一审判决书,感觉里面存在严重的问题,我将案件信息发布在我的微博。这条微博被转发一万多次,媒体也跟进报道,常熟警方最后迅速抓获了此前逍遥法外长达半年的多名提刀暴徒。

  而微博也为本案的几个农民工带来了福音,鉴于他们家庭条件比较差,无法聘请律师上诉,大量活跃在微博上的律师联系我,表示如果我召集,大家可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很多律师都认为六个农民工无罪,于是去年10月,由12位知名律师组成的“常熟案律师团”正式成为六位农民工的辩护人,我将常熟律师团的这一行动命名为“公民正当防卫权保卫战”。随着律师团的介入,上诉法院苏州中院很快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今年3月底,该案将再次一审开庭。

  发现投诉 抢先“占楼”

  网络时代不能回避舆情

  网络舆情处理的第一要务就是积极回应,这点已经写进官方培训材料,也印证我一直以来的做法是正确的。回避网络舆情的做法,根本不适用网络时代。

  也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么多年来,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在网上实名且如此高调,参与公共事件,是否会遭受一些压力?这个问题也许是朋友们问得最多的,我只能说,至今为止,我的确没有遇到过大家担心的那种压力,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批评过我业余时间的这些“闲事”。而爱好管“闲事”的我,还是会坚持这一爱好。

  因为我对网络的熟悉,我平时还承担着雨湖区环保局的网络舆情回应工作,也是局里的新闻发言人。本地网友一般遇到环境问题会在本地论坛上发帖投诉,我每天都会打开论坛看几遍,一旦发现有涉及环境投诉的帖子,会抢先“占楼”,告诉网友我已经看到,已经安排调查,结果会随后在“楼”里编辑更新。雨湖区环保局多次被宣传部表扬,及时回应网友的投诉,让网友对环保工作有了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我也会在我的博客里写一些对环保工作的感悟,基层环保执法的困惑,有些文章亦被媒体直接刊登,湖南卫视在做一个湘江流域环境污染系列报道时,因为看到我的一些环保法律困境而专门采访我的意见。我认为就工作谈工作,并不会出现麻烦,也没有想过这种方式会有什么无法预料的问题。

  网络舆情处理的第一要务就是积极回应,这点已经写进官方培训材料,也印证我一直以来的做法是正确的。回避网络舆情的做法,根本不适用网络时代。我认为,回避的官员,是因为不懂网络或者不知道怎样在网上回应才适合网络的语系,担心回应反而出现更多的错误。

  网络进入中国,官方最开始并未重视这个工具,管理部门不明晰,领导几乎都不懂网络。我记得当年北京某网络公司去一个省里联系建设网络架构时,领导批示由交通厅协调,因为推介文件上写的是建设“信息高速公路”。

  “放任自流”式的发展让网络意外地形成了一套完全区别于官方的语系,各说各话。随着网络的普及,有关部门逐渐发现网络语系成为民意表达的一个重点阵地,网络语系对官方语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促使有关部门必须调整语调与行事风格来适应这种民意的集中表达。网络语系与官方语系的碰撞仍在找寻平衡点。

时间: 2024-09-04 04: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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